四十六、焦勖
焦勖是明末著名的火器理论家，他所编著的《火攻挈要》，对明末及清代的火器制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UU小说 www.uuxs8.net更新最快焦勖，宁国(今安徽贵池)人。生卒年月和事迹不详。他主要活动于明末动乱之时，目睹朝政**，武备松弛，人民遭受的战乱之祸，于是“日究心于将略，博访奇人，就教于西师，更潜度彼己之情形，事机之利弊，时势之变更”(《火攻挈要·自序》)，反复研究西方先进的火炮制造技术，以为救时之用。他在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公元1591-1666年，1622年初来华，在京学汉语，后到西安传教。1630年回京参加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后又受聘主持制造西洋火炮)口授制炮技术的基础上，采“名书之要旨，师友之秘传，及苦心之偶得，去繁就简，删浮采实，释奥注明”，编著成《火攻挈要》。
《火攻挈要》成书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原书分上、下两卷，附《火攻秘要》一卷，今北京图书馆藏有原刊本的清抄本。清道光年间，军事技术家丁拱辰对书中疏漏之处，曾加以修正。之后不久，军事技术家潘仕成在编辑《海山仙馆丛书》时，收录两书于其中，合称《火攻挈要》，又名《则克录》，分上、中、下三卷，共约四万字，附图27幅。此外还有清汪于泗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全书以介绍火药、西洋火炮及各种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方法为主，涉及到金属冶炼、机械制造与数理化知识，反映了西方先进火器技术传入中国后，使中国火器技术开始从阴阳五行学说的旧窠〔ke 棵〕，转向以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新轨道的概况，是中国古代火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
《火攻挈要》反映了焦勖制器、用器的思想。首先，焦勖认为火器虽为破敌之利器，但必须制造得法，使用有方，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若制造无法，不能胜敌，则百器不能获一器之用”(《审量敌情斟酌制器》)。 为此，他要求制器、用器要胜敌一筹，或以大胜小，或以长胜短，或以多胜寡，或以精胜粗，或以善用胜不善用。其次，焦勖认为军队仅仅拥有先进的火炮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贤良的将帅，胸怀取胜的韬略，治军有方，指挥得法，对部下恩威并施，赏罚分明，使将士胆壮心齐、技精艺熟，才能使用火炮战胜敌人。其三，焦勖认为使用火器必须掌握时机和敌我双方的距离，如敌人远在火炮射程之外就发弹射击，则会发生空射甚至当敌人接近而炮弹已射完的后果。因此，他要求火炮不能轻放，须在有效射程内发射，即能远射三四百步的火炮，要在敌接近至五六十步时再放；能射百步的火器，待敌接近至二三十步时再放，这样才能充分杀敌。其四，焦勖认为火器威力虽大，但不能专恃，而要与各种兵器搭配使用，做到“长短兵器远近相救，彼此相卫”，“击法与卫法兼资以用”(《救卫之备》)，这样才能克敌制胜。 由此可见，《火攻挈要》关于使用火器战法的论述，比《兵录》又前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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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中国火器发展历史
因为中国曾经被满清这个只知道"弓马娴熟"的民族统治了二百七十年，所以后代的中国人都产生了一种误会，以为发明了火药的中国，竟然把本应成为先进武器的发明，白白浪费在无义的娱乐上。UU小说 www.uuxs8.net更新最快其实不然，清朝以前的蒙元和明朝两代，都十分重视火器的发展与装备，我不是要故意贬低满清，仅仅是想阐述一下中国在火器方面曾有过的辉煌。火枪最早出现在中国，这一点是勿庸自疑的。中国的早期火枪，在10世纪的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后经元、明两代发展，至明末本应有所大成，怎奈............在中国广泛使用火铳后，阿拉伯人在14世纪初，制成了木质管形射击火器"马达发"。而欧洲14世纪中叶，意大利制成金属管形射击武器"火门枪"，以后又发明了火绳枪。要说明的是，欧洲的火枪是自己独立发展起来的，在17世纪的时候，反而对中国的火枪技术有所影响。
宋朝出现的"突火枪"杀伤力不大，射程仅仅5-10m，在当时多说是吓唬人用。但元朝建立后，重视发展新型火器，至元十六年(1279)，集中各地工匠于大都(今北京市)，研制新式兵器，重新调整火药的配方，使同样体积的火药，效能提高了约三倍。元朝至顺三年(1332)，铸造了铸有铭文最早的铜火铳，长1尺1寸，重28斤。同时还制造出了早期的手铳，但威力小、射程低，基本上没有使用价值，给军官们作为玩物到更合适一些。
元末战争时期，火炮在战争中被大量的使用，据《明史》记载，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张士诚被明军围困在平江城(今江苏苏州)，大将徐达"领四十八卫将士围城，每一卫置襄阳炮架五座，七梢炮架五十余座，大小将军筒五十余座，四十八营寨列于城之周遭，张士诚欲遁不得飞渡，铣炮之声昼夜不绝......"。由此看来，当时的战斗景象是何等的壮观，火铳和火炮的数量亦已经达到相当的数量。金属火器的出现，开创了古代武器的先河，它以使用寿命长，发射威力大，运用范围广等多种优点，成为以后历代的重要兵器，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应用。
到了明朝，由于封建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兵器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主要冷兵器有长柄刀、枪、短柄长刀、腰刀及各种杂式兵器如？钯、马叉、狼筅等等。除了继承传统的兵器品种外，火器的发展到明朝达到鼎盛时期，明末的兵书如《兵录》、《神器谱》、《武备志》、《西法神机》、《火攻挚要》、《筹海图编》、《军器图说》、《火龙神器阵法》等更是详细地记录了明军装备火器的制法、图谱以及火器部队的编制和战法。此外诞生了数位知名的火器(包括理论)专家如赵世祯、毕懋康、胡宗宪、茅元仪、孙元化、焦勖和明末清初的天才武器发明家戴梓；十分重视火器运用的军事将领如戚继光、孙承宗、袁崇焕等。
明军真正意义上的火器发展是从抗击倭寇时开始的。因此必需先了解一下日本"铁炮"的来历，以及欧洲的火器发展经过。
15世纪初期，西欧的工匠们将原先的"火门枪"的木制握柄被重新设计过，射击时能够倚靠在士兵的肩膀上，而不再是架在支架或者地上，自此步枪的定义被正式确定为：单兵肩射的长管枪械。15世纪中期，又创制了新式火枪--火绳枪，用火绳点火，并在火枪上加装了能够控制点火的机械装置--扳机，使火枪射速更快，射程更远。这种新式的扳机击发式火绳枪的口径一般为15～20毫米，管径比一般为40到45，而最大射程一般为60～80米(杀人距离)，它在1543年传入了日本。
日本制成火绳枪经历了三个阶段：元至元十一年(倭文永十一年、公元1274)到至元十七年(1281)蒙(元)、倭战争时期，倭军从作战中见到了蒙古(元)军使用的铁火炮，从此得知世界上已经有了一种新式兵器-火器，这是倭国初知火器的阶段；尔后在天朝大明成化二年(1466年)，(中国的)琉球人到倭国时传入了明铜火铳(原始手铳)；大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南夷"(葡萄牙)商船被台风带到了萨摩以南的种子岛，葡萄牙商人带有欧洲火绳枪，大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工匠八板清定仿制出了倭国最早的火枪--种子岛铳，这就是给倭国历史带来巨大变化的"铁炮传来"--火枪在倭语中写作"铁炮"。
大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倭国江州的国友锻冶，组织了高明的工匠，仿制成适合倭兵使用的火绳枪，并且制成了闭锁螺栓，较好地解决了枪尾的闭气问题，提高了火绳枪的威力，较葡萄牙人制造的火绳枪更为先进。这种"铁炮"的口径与欧洲火绳枪相同，但射程提高到100米，射速每分钟5发。不久国友锻冶进行批量生产，售出数百支成品，有些海盗及走私商人等乘机购买，持为劫掠凶器，我国闽浙沿海多受其害。当时正值戚继光抗倭，戚继光对火绳枪的威力评价很高，认为这是杀敌最有效的兵器，并对火器的战术使用作了很深的研究，发展出车营、三才阵等适合发扬火器威力的部队编制和战法。
大明正德七年(1512)，明军平定南海之役，缴获三艘海盗舰船，得到了"佛郎机"火器。"神机营"的武器专家改进了缴获的火器，创制出佛郎机铳，又称为"神机炮"，并批量生产，使中国的火器跨跃了一大步。但佛郎机铳是大口径火枪(炮)，需三人同时操作一门。九年后，大明嘉靖元年(1521)，明军在广东新会西草湾之战中，又从缴获的两艘葡萄牙舰船中得到欧洲火绳枪称"西洋番铳"，但那时葡萄牙人所用的火绳枪，大抵还是初创时期的制品，未引起明军高层的足够重视，直到不断掳掠沿海的倭寇用上了火绳枪，明朝军队才开始批量装备以之对抗。
大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军在收复被倭寇及葡萄牙人侵占的双屿(今浙江鄞县东南)战斗中，俘获了一些善于制造铁炮的日本人及铁炮。由马宪、李槐等人，学习了制造火绳枪的方法，并在其基础上，加以研究改进。于大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造出了"比西番尤为精绝"的中国第一批火绳枪，而且手笔极大，一上来就是一万挺，由此可见，当时明朝对军队装备火器的重视程度。如果不是明朝末期，政治上实在极度**，外加连摊上三个"倒霉"皇帝，满清焉有入主中原之理！
中国把创制成功的火绳枪，称之为"鸟铳"，《武备志》说："后手不弃把，点火则不动，故十发有**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又因其所安装的弯形枪托形似鸟喙而被称为"鸟嘴铳"，也有人称其为鸟枪，成为当时明军战斗中的"利器"。明军装备的鸟铳射程可达 120米，枪管用熟铁制作，底部有火孔与火药池（放引火药）相连，池上覆盖有铜盖，可以遮挡风雨，搠杖（通条）插在枪管下的木托上，用于填送弹药，枪管底部用螺栓封固，便于取开擦洗枪管。
大约在同时，鲁密国(今土耳其)派遣使者朵思麻到中国进贡火绳枪，中国古代著名火器专家赵世祯，生长于海滨，少经倭患，深知增强国防力量、改善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决心研制出精良的火器装备官军，卫国保民，于大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给皇帝呈上了《用兵八害》的条陈，建议制造鲁密国进贡的番鸟铳，经兵部议交京营试制。
赵世祯唯恐京营"制造打放两不如法"，就登门求教朵思麻，详细讲解了制造和使用方法，并自己出资(赵世祯时任从七品衔的中书舍人)召集工匠进行试制，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创制了比鸟嘴铳射程更远的火绳枪，称之为"鲁密铳"。这种铳加长了枪管(4尺5寸)，重量略大于鸟铳(6-8斤)，射程远(150 米)，威力大，在结构上更优于鸟嘴铳。故《武备志》说："鸟铣：唯鲁密铳最远最毒"。同时还研制出当时最新式的火器"掣电铳"和"迅雷铳"，前者兼具西洋铳和佛郎机的优点，后者并有鸟铳和三眼铳的长处。万历三十年六月，赵士祯研制的火器通过兵部、工部、刑部等部门官员的试验。会审报告建议皇帝将赵世祯"所制车铳式样随发京营，依法成造，责令官员加以教演，传示各边，以究其防边制虏之用"。
对比15-16世纪欧洲各国装备的火绳枪，在上构造和明军的火绳枪基本一致，技术参数也大致相仿，但明军的鸟铳比这些枪都要轻便。西班牙的重型火绳枪--穆什克特枪，口径在23毫米以下，重8-10公斤，弹丸重50克，射程250 米，可以保证射穿任何的铠甲，虽然明军的鸟铳威力比不上这种枪，但比起机动性和轻便性却是穆什克特枪远远不及的。
15世纪初期，欧洲战场上出现了炮身和药室一体的青铜炮，不久又出现了轮式火炮，采用颗粒火药，法国于15世纪中期首先铸造铁炮，并很快使这一技术传遍欧洲；公元16世纪前后德国纽伦堡地区生产出一种直线式线膛的火绳枪--"毛瑟枪"，由于"膛线"一词的英文译音是"来复"，所以线膛枪也称"来复枪"，这种带有膛线的来复枪射击精度大大超过了滑膛枪。
从17世纪起，欧洲枪炮制造技术发展迅速，法国人发明了具有防风防雨性能的燧发枪，它的出现标志着纯机械式点火时代技术的结束。燧发枪的基本结构如同打火枪，即利用击锤上的燧石撞击产生火花，引燃火药。以其射速快、重量轻、射程远等多种优越性，逐渐将火绳枪废弃；瑞典人则划时代地把弹丸和发射药装在同一个纸筒内，装填时将纸筒撕破(咬破)，把发射药和弹丸一块装入枪膛中去，既简化了装填过程，又保证了发射药的定量装填，它预示了一种新型的定装枪弹的出现；1776年，英国人又将直线形膛线改成螺旋形，发射时火药气体使铅丸膨胀而嵌入膛线以发生旋转，发射的弹头出膛后高速旋转前进，增加了子弹的稳定性，提高了射击精度，增大了射程，到达了200米之多！！！
由于这些欧洲先进火器优于中国火器，明在自己研究不出来的情况下，就毫不犹豫的花钱从葡萄牙铸炮专家伯多禄·波加罗在澳门兴建的铸炮厂引进火器技术，进行大量仿制，并用于实战，在实战中取得巨大收益，进而批量装备军队。《中**事史·兵器卷》记载明朝后期明军的火炮用精铁铸造，在技术上接近西方的水平，数量则稳居世界第一，野炮的最大射程可达到10里，舰炮也达到 4里以上，开始采用了爆炸弹丸、分装弹药、后膛装填、有射表、瞄准具等等，种类上覆盖大中小口径，平射炮、曲射炮、臼炮......
明军主力火炮"红夷炮"，号称"净重三千斤，射程十里，每发可毙敌千人"，当时倭国和后金的大炮射程才一里(500 米)。后金头子努尔哈赤就是被袁督师的红夷大炮炸毙的，据说临死前对明军的大炮耿耿于怀，说："我二十五岁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想不到死在明军的大炮之下。"努尔哈赤死前命令后人好好学习明军火器，到了进攻扬州时清军也是用大汉奸吴三桂的大炮轰塌了城墙才攻下了城池。 火枪已经是明军步兵的主要装备。每名火枪手配备火药罐 2个，一个装发射药，-个装引火药，携带铅弹 300发。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发射药已经使用粒状火药，而不是以前的粉末状火药，其成分比例为硝1两(占75.75%)，硫磺1钱4分(占10.6%)，柳炭1钱8分(占13.65%)已经基本达到黑火药的最佳配比了(硝75%，硫磺10%，炭15%)。由于发射速度较慢，为弥补这一缺点，通常在战术上采用三排轮放法，即一排装铳，一排进铳，一排放铳，第一排发射完毕后，退至第三排装铳，第二排进至第一排位置放铳，如此轮流发射。同时期欧洲的火器技术虽然高度发展，但是冷兵器仍在作战中占很大比例，主要包括长矛、长戟、长弓、短剑等。
直到明朝灭亡前，明朝的军事机构也在不遗余力地开品种颇多，形式复杂的管形火器(火枪、火炮)。如崇祯八年(1635)，南京户部右侍郎毕懋康著的《军器图说》中，记载有"自生火铳"，就是一种燧发枪，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燧发枪；京军三大营的标准装备--线膛枪(直线膛)，葡萄牙人于1637年向明进献了线膛枪，神机营火器专家用后称赞该枪射程远，精度高，装填方便，上表请示大量仿制并装备京军三大营；大汉奸吴三桂作大明山海关守将时，曾制作过大口径铁芯铜炮，集铁坚、铜韧于一身，提高了大炮的使用性能，这可以说是当时不小的创举，这炮至今有一门陈放在沈阳的辽宁省博物馆。说明几十年间明朝火器技术发展之快，但可惜国家将亡，没有批量装备。另外喷射火器(古代火箭)制造也相当精良，样式、品种达几十种之多；爆炸性火器也相当发达，具体有两大类：一类就是地雷，品种繁多，有石头雷、陶瓷雷、生铁雷等数十种；另一类就是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龙王炮和混江龙等兵器。根据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和使用"两雷"的国家。游戏里的就有这几种水雷。
我国在17世纪中期的明末清初时代，火器的发展程度并不很落后于西方世界，军队的火器装备比例基本上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清军除了初期为了和明军争夺政权，而大力发展和明军一样的火器外，其他的时候，清军简直就是一无是处。满清建国后，军事装备专家仍对火器有相当改良和实验，例如满清曾先后开发过三种主要形式的燧发枪，即转轮式、弹簧式和撞击式，只是这些燧发枪做出来不是用来装备军队，而是用做宫廷狩猎时使用的禽枪。乾隆年间还制作过镶骨燧发枪，和同时代欧洲装备的制式步枪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但此枪的作用依然是狩猎用的玩具--世界最先进的武器居然派上这种用处，可见鞑子还是无法和先进的人类相提并论的。
更可气的是，康熙年间的超天才武器发明家戴梓发明出"连珠铳"，一次可连续发射28发铅弹，威力极大，在当时可谓妙绝古今，冠绝中西，比欧洲发明的机关枪早两百多年。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他发明的威远将军炮类似现代的榴弹炮，射程远、火力猛、威力大。但鞑子酋长(恕我用此侮辱性字眼)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这种白痴的念头，愚蠢地将戴梓充军关外，中国的火器发展乃告停顿，终于被欧洲所抛下。康熙还算有点良心，将"戴梓"之名刻在"威远将军"的炮筒上，以示尊重。
1757年满清自欺欺人地发布禁止外国人在华携带火器的布告，几乎是明白的告诉人家--鞑子对火器恐惧。这种恐惧一直延续到1842年英国的远征军司令濮鼎查让中**官在火炮面前惊得目瞪口呆，四千远征军竟击败了满清二万正规军。1860年英法联军扫荡圆明园时发现，当年英国使团赠送给鞑子酋长乾隆的火炮仍保持完好的状态，随时可以发射，不过好像在华丽的"夏宫"它们只是摆设品。1900年鞑子那群不忘"骑射乃满州根本"的八旗兵在八国联军新式的"连环火枪"(机枪)前被打得尸积如山，而被鞑子们扼杀了探索精神和民族优越感的的中国人却在颠狂的信奉着"神功护体，刀枪不入"。
看到这里，是不是有种悲哀！综观明代火器发展史，所有现代陆军的兵器，编制都能在那里找到雏形或对应的东西：地雷、水雷、火箭炮、铁丝网、机枪、装甲师、等等。至于要问为什么如此精良的明军会败在刚脱离蛮人行列的后金手中，就无须我多说啦，已有很多人写专著论述明朝的败亡。与明末官场的极度**相比，满清从开始到灭亡都散发着两个字--愚昧！这种愚昧和普通的因无知而产生的愚昧不同，就像中国人永远都注重"面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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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火龙经》和《神器谱》
一、《火龙经》作者焦玉其人，一直是中国古代火器史上的一个谜团。UU小说 www.uuxs8.net更新最快据书中焦玉自序，该书于元末至正年间(1341年一1368年)传自一位神秘人物 止止道人。
焦玉“幼猎儒书，穷所将略，遨游四海，参访有道”，至正间(一说至正三年)遇止止道人于天台山，即以师礼事之，从游三年，于武夷山得止止道人所授火攻书。
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起兵和州，焦玉按师授之法制火龙枪40支进献，太祖命大将军徐达演试，“势 若龙飞，洞透层甲”。洪武十年(1377年)春三月，谙封护军平蛮副元帅、掌管神机火药火器大都督;永乐五年(1407年)奉天征讨，救封“平虏大将军，统领马步先锋元帅”;永乐十年钦救“督制两广军务、护国安邦、忠诚武烈挂印大元帅，平苗大将军，爵封东宁伯”。
然而，如此言之凿凿，功名赫赫的焦玉，在明初史籍文献中，并不能见其踪影。明朝第一代东宁伯名焦礼，为蒙古族，因守边有功，天顺元年(1457年)始受 封。可知焦玉的种种头衔是不大可靠的。有人认为焦玉为东宁(今安徽宁国)籍人，“东宁伯”为焦玉后人所托改。此说尚未找到任何文献依 据。
能够说明历史上确有焦玉其人的外证，仅见诸明人赵士祯《神器谱》。该书记载:“太祖高皇帝肇造区夏，成祖文皇帝三犁虏庭，建置神机诸营，专习枪炮，以都督焦玉辈掌管。”7但此条史 料并不足以证明《火龙经》为明初着作，只能说明《火龙经》之类的火攻书嘉靖间已有流传。焦颤《火攻掣要》序言称赵士祯藏书中有《海外火攻神器图说》，实即《火龙经》之别本。换言之，赵士祯所本也仅是《火龙经》焦玉序言而已。此外，上海图书馆藏题明焦玉撰《火龙阵图阴符说》十卷抄本，前亦有东宁伯焦玉序，据称该书内容与《火龙神器阵法》颇多练联系。
二、《神器谱》
《神器谱》，明赵士桢撰。赵士桢，字常吉，号后湖。浙江温州乐清县人。关于他的名字，史籍记载不一，有作"桢"，有作"祯"。就在《神器谱》中，亦因各版本不同而各异，《艺海珠尘》本、《玄览堂丛书》本均作"桢"，《澹生堂书目》作"祯"，《千顷堂书目》卷十三作"桢"，卷二十六却作"祯"，而日本古典研究会发行的《和刻明清资料集》第六集中《神器谱》解题以为"桢"是"祯"的误刻。今据赵士桢手书明代《重建汉东瓯王庙记》："试中书舍人事、直文华殿典理秘书、郡人赵士桢书"原件，应作"桢"。关于他的生卒年代，亦不可确考，据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赵士桢所进《防虏车铳议》中"臣行年五十"句，可推知其生年约在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赵姓在乐清为世家，为宋太宗之后裔。赵士桢的祖父赵性鲁，官至大理寺寺副，曾入史馆，预修《大明会典》.工诗词，尤精书法。《岐海琐谈》称其书法"壮岁妍妙飞动，自成一家，晚益清劲遒逸，自中规度"，因此而受宠于明世宗。赵士桢受其影响，亦擅长书法。为太学生时，游于京师。他把自己的诗作题写在扇子上，被宦官带入宫中，酷爱书法的神宗皇帝看到了，极表赞赏，遂以布衣召人。万历六年(1578年)，授鸿胪寺主簿，后又受召入直文华殿，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晋升为中书舍人，"又十余年不进秩以殁"。据此见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三《金华二名士》。
我们可知，赵士桢任中书舍人十年以上。因此他可能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以后的某一年去世的。如果把"十余年"作中间数十五年计算，那么他可能是在1611年前后去世的。新版《乐清县志》据此将其卒年定为1611年。
赵士桢的家乡温州，常遭倭寇的侵扰。赵士桢自小就了解火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抗倭名将戚继光等都曾使用过火器，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当时的火器缺陷也很多，亟待改进。赵士桢为此注意研究军事及火器技术的书籍，留心访求神器。他与戚继光的部属林芳声、叶子高、吕概等关系密切，从他们那里了解倭寇所使用火器的情况，并与他们共同研讨火器的制作。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赵士桢在温州同乡平阳人游击将军陈寅处见到西洋番鸟铳后，很受启发。即向因进贡而留居北京的土耳其掌管火器的官员朵思麻请教。其间见到朵思麻收藏的噜嘧铳。他详细观察和询问了该铳的结构、制造和使用方法。在长期积累和钻研的基础上，赵士桢不顾讥笑，不畏打击，自家出资，邀集工匠动手研制。在朵思麻的协助下，先后制成鹰扬、震叠、翼虎、三长、奇胜等新火器，并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将式样呈献给朝廷，疏请制造。万历三十年(1602年)，经由刑部尚书萧大亨主持，会同工部、兵部在京城宣武门外进行会审。结果确认"器械委果锸利，制度委果精巧"，建议大批制造，并予以嘉奖。
赵士桢研制的火器，由于糅合了各种火器之长，各具特色。如他改造了噜嘧铳，在铳内安装了机械回弹的枪机，具有“拨之则前，火燃自回”的特点；“鹰扬炮”能安在战车之上，可用“水溜”，即有用水冷却装置，大大延长连续作战时间；“翼虎铳”，使用三颈火药罐，能加快装弹速度；“震叠铳”为上下双管铳，特制的瞄准装置能使上下铳管同时瞄准一个点；“迅雷铳”为多管铳，可连发，当长枪与敌格斗；“九头鸟”适应夜间难于瞄准，可多弹齐发；“三长铳”集轻便、快捷、平稳三个特点于一身。另外，赵士桢还发明了“火箭溜”，是一种滑槽式的火箭发射装置，保证火箭能沿着目标方向飞行，大大提高了火箭的命中率。上述各种火器的创制，把明代后期的武器研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赵士桢在研制各种火器的过程中，还撰写了《神器谱》、《续神器谱》、《神器杂说》、《神器谱或问》、《恭进神器疏》、《防虏车铳议》、《铳图》等论著。这些论著原刊行于万历年间，后不知所藏。今国内仅存源于万历刊本的《艺海珠尘》本和《玄览堂丛书》本，但图文都不完备。日本古典研究会发行的《和刻明清资料集》第六集中有《神器谱》五卷，内容较为详备，包含了上述赵士桢的论著。
《神器谱》共分五卷，卷一是圣旨、奏疏的汇集，从九篇奏疏和八道批复的圣旨中，可见赵士桢屡请制造神器的过程。赵士桢反复论述神器对富国强兵的重要性，阐明制造神器的目的，解说各种神器的性能、制作过程等。从中也可体会到明末官员保守，军政**的情形。卷二是《原铳》，分别说明并图示各种火器的构造、制造原委、特点及使用方法。对各种铳均绘有全图、各部件的剖示图，并对制作、安装、使用、注意事项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卷三是《车图》，主要介绍鹰扬铳车、冲锋火车、车牌的构造和阵法。对车队的编制、装置、队形及整队的各种武器搭配组合都有形象的图示说明。卷四是《说铳》，主要阐述何谓神器及其在军中的地位，器与兵的关系，对制铳、制弹药的材料、燃料选用，弹药的制作方法、用法，铳手的教习方法等，都有详细的说明。卷五是《或问》，为驳倒反对者的诘难和解答使用者在实际操作中可能碰到的问题，赵士桢胪列了五十五条问答，从不同角度列举、比较、补充解说各种神器的优劣及其在不同地区、气候、战况条件下的使用、保养、维修的方法。《神器谱》各卷，全面系统地反映了赵士桢关于火器制造和使用的理论，它表明赵士桢不愧为我国明代杰出的火器研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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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明朝军队杀手锏：神机营
1410年征交趾时，明成祖朱棣在京军中组建了专门的枪炮部队——神机营，这种独立枪炮部队建制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处于领先地位，比欧洲最早成为建制的西班牙火枪兵（创建于1510 年），要早一个世纪左右。UU小说 www.uuxs8.net更新最快神机营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建立的火器部队，担负著“内卫京师，外备征战”的重任，是朝廷直接指挥的战略机动部队。神机营与明初创编的卫所驻军的编制不同，其最高编制级别为营，营编提督内臣 2 人、武官3 人、掌号头官 2 人；营下编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五军，各设坐营内臣 1 人、武臣1人，除中军下领四司外，其馀各领三司；每司设监枪内臣1人、把司官1人、把牌官 2 人。营专习神枪、神炮。稍后，又得都督谭广马 5000 匹，称五千下营，附於神机营，设官如神机营以下各军，营下编四司，每司设把司官 2 人，神机营的任务是主管操练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兵。
明朝的战争形态，战争模式和之前的历朝历代相比，有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其中的火器的应用是起到了核心的地位。如果说中国的火器在战场上面的应用，宋朝是萌芽阶段的话，那么明朝就是大发展的时代，而出现这种形势则是与朱元璋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的。朱元璋在长江附近起家，在他发展之初，就有一个叫焦玉的人献上他所研制的火器，于是朱元璋的队伍成为了江南起义军当中可以说是唯一的火器成为制式装备的起义军。江南水网纵横，再加上刘福通的北伐，蒙古人引以为傲的骑兵队伍发挥不了应有的威力，于是拥有火器的朱元璋很快就尝到了甜头，在与陈友谅的一系列战斗当中，火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南昌攻防战当中，陈友谅挥军60万围攻南昌，结果南昌的朱军在火铳的帮助下使陈友谅久攻不下。而其后的鄱阳湖大战朱元璋的军队更是发挥了火器的威力，使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火炮、火铣、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等火器，开创了在水战中以“舰炮”轰击敌舰的先例。火器成为了明军的制式兵器之一，通常明军的构成为“铣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火器的比例占到了10%。
戚继光编炼的车营和步营资料，可能是写在兵书里，将要计划实施的，现在仅供参考：
车营：战斗兵2048人；
军官、杂役、工匠、车夫等1061人；
全营官兵共3109人。
装备：佛朗机256挺(佛朗机手768人)；
鸟铳512枝(鸟铳手512人)；
大将军(重型大口径火炮)8门；
以上火器手共1320人，占战斗兵的64.2%；
其他的都是长枪手、藤牌手等等装备冷兵器的士兵。
步营：战斗兵2160人；
军官、杂役、工匠等共539人；
全营官兵共2699人。
装备：鸟铳1080枝(鸟铳手1080人)。
火器手共1080人，占战斗兵的50%。
其他的都是长枪手、藤牌手等等只装备冷兵器的士兵；
其中有216名党耙手，装备火箭共6480支。
戚继光编炼的车营和步营装备火器的比例如此之高，真让人有点不敢相信。据说当时明军装备火器的比例让欧洲来的传教士都流口水！假若戚继光在世时的皇帝不是嘉靖和万历，领导孙承宗、袁崇焕的皇帝不是天启和崇祯，而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的任何一位，那么――纽约应该叫作“新长安”……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一、3眼枪射击完毕后,可以拿来当锤使用；二、明军的鸟铳均负有一个枪叉，和欧洲同时代的火绳枪相同，技术参数差不多，可见威力不小；三、明军三才阵中，有一种骑兵叫“跳荡队”，估计是使用3眼枪的骑兵部队；四、明军大量使用火器，因此骑兵和军官均装备轻型铠甲；五、明军骑兵装备火器比例达到 48%左右，设想如果有大量骑兵突然冲出施放火枪，一般的军队是难以抵挡的；六、明军骑兵装备的鸟铳数量极少，主要装备的是连发多管型近战火枪。七、戚继光认为鸟铳也适宜骑兵使用，因此推断戚家军的火枪骑兵应当是以枪法准确著称；八、戚继光编炼的车营建制应该更接近朝鲜壬辰战争时期的明军，孙承宗在戚家军战术的基础上创建的车营编制比例和现代的装甲师已无区别，是在平原地区和骑兵作战的利器；九、袁崇焕的直属部队――明朝最精锐的“关宁铁骑”，皆装备有 5眼火绳枪，其火力突击能力在当时天下无敌。
天启5年8月，辽东经略孙承宗属下的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轻信人言，以轻兵突袭后金，结果中了埋伏伤亡400余人。魏忠贤手下的阉党们以此为由，上了几十道弹劾马世龙和孙承宗的奏章，天启皇帝便打发孙承宗“回籍养病”，以阉党的高第继任辽东经略。袁崇焕死后，崇祯皇帝又让孙承宗出山经略辽东，结果碰上了大凌河之败，孙承宗再次下台，一直在高阳的家中闲住。崇祯11年11月，清军入塞破高阳，76岁的孙承宗率全家巷战，子孙19人皆力战而死，孙承宗被俘，拒不降清，被清兵勒死。真是英雄命苦啊！熊廷弼(被阉党陷害下狱，于天启5年被杀，并“传首九边”)、孙承宗、袁崇焕都落得个什么样的下场！但明知如此，还要挺身而出，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气节与精神！
崇祯二年11月20日，袁崇焕率九千关宁铁骑在北京城野外无火炮支援的情况下，大战十万满洲八旗兵，以一挡十，从早打到晚，满洲兵狼狈溃逃，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脚，数日不敢与战。袁崇焕死后，关宁铁骑和自祖大寿以下凡五十员辽将一步步的分化瓦解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被调回关内镇压农民军；一部分倒在抗清(后金)的战场上；剩下的则投降了清朝，成为满清入关的急先锋。尽管前途各不相同，但不论是在哪个阵营，不断被稀释和削弱的关宁铁骑则始终是最优秀的部队。直到清康熙20年(1681)三藩之乱被平息，袁崇焕所培育出的那支大军的最后一丝血脉才告消失。看着手中的史书，后世的人们不禁要感慨，如果袁崇焕不死，统领着这支强大的力量，历史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对比一下满清的火器编制，多么的落后。!
康熙时，为攻打准葛尔，清朝仅能动员8、9万人，乾隆时，清军向准葛尔的巢穴发动总攻，主力部队也只有5、6万人，部队人数少，部队的装备更是落后，每10人才有一支非常笨重、射程十分短的火枪，(不能在雨中发射)，许多部队根本就没有火器，清军的火炮也是仿造1600年代西方的加农炮、迫击炮，落后1800年代的西方同级装备200年。
附战船资料：
网梭船：超小型，形如梭，竹桅木帆，吃水七八寸，内有2―4人，装备二三支鸟枪。战时二三百船蜂聚蚁附。
鹰船：轻型，两头尖翘，不辨首尾，进退如飞，机动性强。四周用茅竹密钉以掩护，竹间留铳眼。常冲入敌阵，与沙船配合。
连环船：轻型，长4丈，形似一船实为二船。前船占三分之一，后船占三分之二，中用2铁环相连。前船有大倒须钉多个，上载火球、神烟、神沙、毒火，并有火铳，后船安桨载乘士兵。战时顺风直驶敌阵，前船钉于敌船上，并点燃各种火器，同时解脱铁环，后船返航，后船既返，前船烈焰旋起，敌船遂焚。
子母船：轻型，母船长3丈5，前2丈，后1丈5，只有两边舷板，内空，有一小船，上有盖板，有4桨可划，用绳索与母船绑。母船有柴火猛油，火药火线。战时母船迅速抵近敌船，钉在一起，点燃母船后人乘子船而返。
火龙船：轻型，分三层。以生牛皮为护，上有铳眼，中置刀板，钉板，下伏士兵。两侧有飞轮， 4名水手。先伪败于敌，诱敌登船，开动机关，使敌从上层落入中层刀板钉板中。
赤龙舟：轻型，船身像龙，分为
3层，内藏火器刀枪。船首如龙头张口，内藏士兵一人，侦察敌情。龙背用竹片钉之，胸开一小铁门，两侧各有1口供一兵划桨。身有坚木架2个，船龙骨以铁坠，使船平稳。内部除兵器外不装他物，2兵于其内发射火器，一兵掌舵操帆。常以数百船齐射攻敌。
苍山船：小型，吃水5尺，装备千斤佛郎机2门，碗口铳3个，噜密铳4把，喷筒40个，烟筒60个，火砖30块，火箭100支，药弩4张，弩箭100支。全船37人，水手4人，战士33人，编三甲。第一甲佛郎机与鸟枪，第三甲火器，第二甲冷兵器。
车轮舸：以轮击水的战船，长4丈2，宽1丈3，外虚边框各1尺，内安4轮，轮头入水约1尺，船速远快于划桨。船前平头长8尺，中舱长2丈7，尾长 7尺。上有板钉棚窝，通前彻后，两边伏下，每块板长5尺，宽2尺。作战时先放神沙、沙筒、神火，之后掀开船板，士兵立于两侧，向敌船抛掷火球，发射火箭，投掷标枪，毁杀敌船。
海沧船：中型，吃水七八尺深，风小时机动，配合福船。千斤佛郎机4
门，碗口铳3个，噜密铳6，喷筒50，烟罐80，火炮10，火砖50，火箭200，药弩6张，弩箭100。乘员53人，水手9人，战士44人，分4甲。第一甲佛郎机和鸟枪，第四甲火器甲。
福船：大型，身高大，底尖上挑，首昂尾翘，树2桅，舱3层，船面设楼高如城，旁有护板。士兵掩护在其后向敌船射箭发弹，掷火球、火砖、火桶。并顺水顺风撞沉倭船。舰首备红夷炮1门、千斤佛郎机6门、碗口铳3门，迅雷炮20门，喷筒60个，噜密铳10支，弩箭500支，火药弩10张，火箭300支，火砖100块，及冷兵器上千。乘员64人，水手9人，战士55人，编5甲。一为佛郎机甲，操舰首炮、佛郎机，近敌掷火球火砖；第二甲是鸟枪甲，专门射鸟枪；第三、四甲为标枪杂役，兼操舟近战；第五甲为火弩甲，专射火箭。
蜈蚣船：大型，仿葡萄牙多桨船，底尖而阔，航行迅速，逆风亦可行，不惧风浪。上有千斤佛郎机舰炮并有火球、火箭。
三桅炮船：巨型，水师主力，身高大，首昂尾翘，航行迅速，不惧风浪。树3桅，主桅高4丈，船长20丈，舱5层，船面设楼高如城，可容300人，配红夷炮
8门，千斤佛郎机40门。郑成功水师曾以此大败葡萄牙东印度公司舰队及荷兰殖民军，此船造法样式均失传，仅东山岛出土过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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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汤若望
汤若望，字"道未"【出典于《孟子》的"望道而未见之"】，德国人，神圣罗马帝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天主教耶稣会修士、神父、学者。UU小说 www.uuxs8.net更新最快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逝世后安葬于北京利马窦墓左侧，康熙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一级正品)。在科隆有故居，塑有雕像。在意大利耶稣会档案馆有他大量资料。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以虔诚的信仰，渊博的知识，出众的才能，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华40余年，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
他继承了利氏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中国今天的农历是汤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农历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现代农历"。他还著有《主制群徵》、《主教缘起》等宗教著述。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西学东渐之中成就了一番不可磨灭的成绩。
从总的趋势看，20一30年代，汤若望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时期，80年代发表的一有关汤若望的论述具有启迪思维的作用，是需要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和全面的研究。
汤若望1592年出生于德国科隆，就读于耶稣会所创办的著名的三王冕中学。这个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的素质教育，把培养学生虔诚善良的人生操守视为主要目标。聪明好学的汤若望学习成绩优秀。
1607年，科隆城内流行瘟疫，三王冕中学被迫停办。16岁的汤若望被当地耶稣会教区推荐到罗马德意志学院学习。
1610年，他学完了哲学、古典文学、数理天文学等全部课程，特别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显示出他具有很大潜力和才华。他就是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伽利略的望远镜，并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
1611年10月，汤若望加入了耶稣会，宣誓终生安贫、贞洁、服从。随后，搬到了罗马耶稣的圣·安德烈奥修道院，当一名见习修士，接受严格的修士训练。并加入了灵采研究院，探索着不断发展着的新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和数学。
安德烈奥修道院有一个图书馆，馆里藏着许多经过印刷，装订成册的海外耶稣会士写给总会的年报、报告、信函。
汤若望经常到图书馆翻阅这些材料。早期传教士在东方在中国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让他激动不已。他钦佩利玛窦在中国采取的适应中国文化习俗的，所谓"合儒"的传教策略，竭力把天主教义与中国的儒家文化相结合。当他听说利玛窦神父以其数学天文学的智慧，惊倒了中国人，并且受到皇帝的优礼和敬重，为上帝的教会开拓了新的、非常大的信仰领域时，他为西方的数理天文这在中国获得这样的价值而欣喜若狂。
1613年10月，他进入了罗马学院。开始了为期四年的神学和数学研究。罗马学院是罗耀拉于1551年创办的，虽说是一所"基督精神的神学院"，该学院的课程设置除宗教内容外，还有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机械力学、化学等科目。
伽利略也担任过该院的教师，他曾在学院的报告厅里展示过经他改良后的望远镜，受到热烈欢迎和钦佩。汤若望都听过他的演讲，对伽利略的学说产生浓厚的兴趣。
1617年，他以最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在罗马学院的学业，晋升为神父。1618年4月16日，在金尼阁的带领下，汤若望、邓玉函、罗雅谷等22名传教士，以葡萄牙政府的名义派遣，从里斯本启航东渡。
1619年7月15日，汤若望和他的教友们抵达了澳门，被安置在圣·保禄学院里。传教士们一踏上中国土地，便开始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这些西方修士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这就是利玛窦开创的"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但有些狂热的传教士们，认为利玛窦过于迁就中国人，影响了天主教的"纯正性"，发展教徒速度太慢。在利玛窦去世之后，开始改变利氏的传教路线，采取激进式的传教方式，坚决排斥儒家思想，严禁中国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会人士的反感与怀疑，酿成"南京教案"，传教士们被驱逐，在中国内地几乎无立足之地。
其时正是明朝内忧外患之际，满洲努尔哈赤的勇兵悍将"非火器战车不可御之"。朝廷派人到澳门向葡萄牙人购买大炮。滞留澳门的传教士们以军事专家的面目，跟着大炮随行，得以进入内地。
1622年夏天，汤若望换上了中国人的服装，把的德文姓名"亚当"改为发音相近的"汤"，"约翰"改为"若望"，正式取名汤若望，字"道未"出典于《孟子》的"望道而未见之"取道北上。
1623年1月25日到达北京。汤若望到北京后，仿效当年的利玛窦，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朝廷。又将带来的科学仪器在住所内一一陈列，请中国官员们前来参观。汤若望以他的数理天文学知识得到朝廷官员们的赏识。他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1623年10月8日出现的月食。
1624年9月，他又准确地预测了月食。还用了一种罗马关于月食计算的方法，计算了北京子午圈与罗马子午圈的距离。为此，他写了两篇关于日食的论文，印刷分赠给各官员并送呈给朝廷。
中国传教会给他的任务是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与儒家学说，数理天文学以及传教工作只是附带的。他在北京见习了四年，在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的帮助下，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远镜说》，第一个将欧洲的最新发明介绍给中国，在以后的历法改革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627年，汤若望被派到西安接替金尼阁的传教工作。他在西安城内建立了一座小教堂，除了开展宗教活动外，他始终坚持科学研究。他研究了从西安通向中亚、中东和欧洲的交通道路问题。为此，他不断向过往商人、到北京向中国朝廷进贡的附件小国的使团，打听和记录他们行走的路线，经过的国名、地名、驿站名以及来往商品的名称、贸易状况等等。他据此写山详细的研究报名，寄往欧洲。他还花了不少时间考察了欧洲长期争论不休的契丹(cathay，khiton)和北部中国的关系问题，理清了在中国的北部并没有所谓契丹的地方。旧日所谓"汗巴利可城"是蒙古语对北京的称谓。在地图上应置于北纬40度，而竟置于50度以上，位置太靠北了。他这些观点和利玛窦是一致的。
1629年《远镜说》刊印。成为传播光学和望远镜制造技术的奠基性著作，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1630(崇祯三年)，由礼部尚书徐光启疏荐，回京供职于钦天监，译著历书，推步天文，制作仪器。同时，利用向太监讲解天文的机会，在宫中传播天主教，受洗入教的有御马监太监庞天寿等。汤若望在历局期间，还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geius agricola)于1550年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
1634(崇祯七年)，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编成《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又受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战炮，并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由焦勖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秘要》一卷，为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
1636(崇祯九年)，汤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铸造大炮20门。
1638年，为谋取天主教在各省的合法地位，奏请崇祯赐"钦褒天学"四字，制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悬挂。
1644(清朝顺治元年)，清军进入北京，明亡。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
汤若望多次向新统治者力陈新历之长，并适时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1644(清朝顺治元年)农历八月初一丙辰日食时，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终于说服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决定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他用西法修订的历书(就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被清廷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
顺治元年十一月，命掌钦天监事。次年，他将《崇祯历书》压缩成《西洋新法历书》一百零三卷，进呈摄政王多尔衮，封太常寺少卿。
顺治七年，清政府赐地在宣武门内原天主堂侧重建教堂。汤若望将利马窦建的一座经堂扩大，建成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此处成为汤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汤若望工作的地点则是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还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监正。
顺治八年顺治帝亲政后，汤若望经常出入宫廷，对朝政得失多所建言，先后上奏章三百余封。顺治帝临终议立嗣皇，曾征求汤若望意见。当时顺治帝因得天花，而当时朝廷中只有汤若望一人知道天花如果流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于是他就说一定要找一位得过天花的皇子来继王位，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康熙大帝。
中西历法之争，由来已久，吴明煊早在顺治十六年便上疏举报汤若望天算错误，结果反落了个"诈不以实"的罪名，险些被判了死刑。顺治十五年(1658)汤若望受一品封典，耶稣会传教士影响因而扩大，一时各地教徒增至十万人，终于引起冲突。康熙三年(1664)，杨光先复上《请诛邪教状》，经议政王会议，翌年以数条罪名判处汤若望等人凌迟处斩。杨光先言汤若望等传教士有罪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康熙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后因京师地震，汤若望遇赦，只杀了李祖白等5名钦天监官员，"时宪历"亦遭废止。杨光先乃出任钦天监正，吴明煊(明炫之弟)为监副，"复用大统旧术"。行之数年，误差日大。持新法之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等与持旧法之杨光先等交争不已，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特派员察勘两造实际观测，证明新法优于旧法。杨光先被革职，任南怀仁为钦天监副，于康熙九年(1670)复行时宪历。经过这场斗争，新法终于战胜旧法。
1666年8月15日(康熙五年七月十五)，汤若望病死于寓所。1669年(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康熙又发布了对汤若望的祭文:"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因恤，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有所知，尚克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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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有关李自成的若干问题考辨
对于明朝末年著名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以及李氏宗族的情况，公私史乘，各持异词。UU小说 www.uuxs8.net更新最快加之这些纪事又多出自封建文人之手,难免有所歪曲或篡改。这样,对于后人研究李自成的历史带来诸多不利因素和局限性。笔者曾就李自成及其家族情况作过一些调查,现根据有关的史籍、方志和档案资料就李自成和李氏一族诸况进行考证。一 李 自 成 宗 族 情 况
李自成宗族,属于米脂﹝今陕西省米脂县﹞太安里二甲李姓。这一家族,除李自成外,先后还有其族叔李守义、李守正、李守信,族兄弟李自明、李自刚、李自强,兄子李过,族侄李适、李遵、李迪、李孜、李达、李通、李逻、李友,族孙李时亨、李其亨、李运亨、李来亨、李世亨等投入起义军。此支李氏家族,原籍在米脂城北80里的海会寺之李家站。这是经过米脂桃镇李鼎铭﹝开明绅士,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小桑坪李温华﹝《永昌演义》作者李宝忠的父亲﹞和高渠李高枝等人的考证而来的。李自成高曾祖时,因为家境贫困和生活所迫,始迁至米脂西乡130余里的李继迁寨﹝今陕西横山县殿市镇李继先村﹞拓荒力田。曾祖父李世辅,生活颇好,亡故较早。祖父李海是一个佃农,以养驴、马为生,劳苦一生,重病而死。李自成父亲李守忠﹝一名印﹞,也是个农民,娶米脂怀远堡农民女儿吕氏为妻。先“守忠无子”【1】,“既以侄李自立为后矣”【2】。自立,一名鸿名。守忠婚后20余年,生得李自成。自成出生不久, 自立病死,留下一子叫李过。李自成童年时,乡里连遭大灾, 李守忠家业残破,把家从李继迁寨移往寨南40里的常峁鄢﹝今横山县石窑沟乡﹞。自成13岁时,母亲被地主艾昌金逼死。崇祯十七年﹝1644﹞, 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尊其母吕氏为皇太后”【3】。关于李自成的母亲,还有高氏、刘氏、金氏等说。并说刘氏﹝或金氏﹞因为乡里荒乱,不能生理,随从人流辗转到宁夏,改嫁给一个士卒。后因其夫战死,又改嫁给一个镇兵。据李文治《晚明兵变》引证《明季北略》、《绥寇纪略》、《延绥镇志》等书,皆以为李自成母亲不姓高,与高迎祥并非亲戚。《怀远县志》、《米脂县志》、《延绥镇志》、《延绥揽胜》等书记载李自成的母亲是吕氏,而不是高氏、刘氏、或金氏。特别是《米脂县志》、《延绥镇志》最早修于康熙十年前后,这时吕氏辞世才50余年；且自成乡里属于延绥境,知道自成母亲的一些人还健在,记载当然要确凿多了。《延绥镇志》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时, “尊其母吕氏为皇太后”,为什么不追封高氏、刘氏、或金氏呢？这是一个最有力的说明。李自成20岁时,父亲李守忠一病不起。死后,埋葬于怀远堡三峰子﹝今横山县武镇乡﹞。李自成兵败一片石以后,清英亲王阿济格率军西渡黄河到米脂、榆林, 格杀李自成一族,将李继迁寨和李家站全部包围,尽行杀戮。李族人闻讯,相率避迁,改李姓为叶姓,得以隐匿下来。今榆林的上盐湾和米脂的叶家站等数十村姓叶的人很多,他们的祖先生时姓叶,死后在墓瓦神龛中均书李姓。清朝乾隆中期,榆林叶兰﹝字澹园,曾经担任过知府、内阁中书等职务﹞在修叶氏族谱时,考证其祖系,始祖有名字叫海、守忠的,与李自成的祖、父姓名相同。康熙三年﹝1664﹞,李过养子李来亨在湖北省西部兴山县茅麓山兵败,大顺军才最后被消灭。之后,李过少子世亨一支,寄迹云南；李迪一支,落业山西；李通一支, 落业汉中。
二 青 少 年 的 李 自 成 及 其 起 义
李自成出生于米脂县双泉堡李继迁寨,陕北俗语说自成：“生在李继先,长在常峁鄢”。李继先村,就是史书所称的李继迁寨。这个村子,宋朝以前不知叫什么名字。后来,西夏主拓拔氏李继迁曾经驻兵此地,遂易名李继迁寨。李继迁寨,明朝时属于米脂县双泉堡,所以史书称李自成是米脂人。按照现在的区划, 李继先村已经在横山县腹地。应该说,李自成是今横山县殿市镇李继先村人。李自成出生于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606﹞丙午五月”【4】。因为其父亲李守忠无子,曾经去米脂境内的华山求过子,所以生了李自成呼作华来儿﹝或黄来儿﹞。根据夏振叔《借山笔记》、《崇祯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延安府米脂县塘报》说,李自成幼曾为僧,还俗为黄来。李自成本名鸿基﹝小字硙生﹞,后叫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时改名叫自晟。在20岁以前,李自成一直生活在怀远堡李继迁寨和常峁鄢。7岁时,和兄子李过到常峁鄢的义学念书,同时给姬氏放牧羊群。母亲死后,自成因贫辍学,回家种田,帮助父亲挑卖瓷器,还给人家放过马,和李过到延安跟罗君彦学习过武术。父亲贫病而亡后,家里的一点产业、土地典卖一空。因为生活无计,李自成做过酒佣,当过煅工。20岁时,他应募到当时离米脂县城80里的银川驿﹝今横山县党岔乡﹞充任驿卒,传递从银川驿至延安的公文函件。崇祯二年﹝1629﹞春,因为延安、绥德一带遭了灾荒,李自成被驿站裁减。回村以后,当过里长。因为生活贫困,借了艾同知一笔钱,他一下偿还不了,被艾同知告到县衙。米脂知县晏子斌派人抓了李自成,戴上木枷和脚镣在烈日下游街。曾经和他一起当过驿卒的穷弟兄们为自成抱打不平,打开衙狱放走了他。李自成出走以后,和李过一起到甘肃总督梅之焕部下当兵。因为作战勇敢,当上了把总。十月下旬,皇太极率领后金军队入塞,十一月初北京戒严,明廷召各镇兵“勤王”。李自成随参将王国东行,路过金城县﹝今甘肃榆中县﹞,军卒因无饷哗变,自成带头缚知县索饷,并且气愤的杀了王国,举兵起义,在陕西中部、北部活动【5】。根据康熙《米脂县志》记载：崇祯三年﹝1630﹞,李自成率领部队参加了王左挂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王左挂投降明朝以后, 自成改投不粘泥张存孟。崇祯四年夏初,在攻取葭州﹝今陕西佳县﹞和米脂战斗中, 不粘泥被俘,李自成率众投到闯王高迎祥部下充任裨将,号“闯将”。崇祯六年﹝1633﹞十二月,转战于河北、河南等地,李过、李牟、白广恩、李双喜、顾君恩、高杰等自立为一军,拥李自成作为统帅。崇祯九年﹝1636﹞五月,李自成在安定﹝今陕西子长县﹞击毙延绥总兵俞冲霄,军威大振,人们纷纷参加起义军。根据《米脂县志》说：从之者十之七八。七月,高迎祥在盩厔﹝今陕西周至县﹞的黑水峪被明朝孙传庭所俘,后解京杀害。起义军推选李自成继任“闯王”。
三 李 自 成 的 妻 妾
李自成“不好酒色”、“性又澹泊、食无兼味,一妻一妾皆老妪,不蓄婢仆”。他的妻妾,先前没有生子,以李双喜为养子,并以张鼐等人为义子。李双喜、张鼐,在一片石兵败以后,先后在陕西﹝渭南﹞、湖南战死。著名作家、湖南临澧蒋家的女儿丁玲在文章中说到：她是李自成的后代。李自成兵败,曾经将自己的一个儿子托付给蒋家扶养,并且留下一笔财产,从此改变了蒋家贫穷的生活。李自成的结发妻子叫韩金儿,根据《明季北略》记载：他们于天启三年﹝1623﹞结婚。崇祯一年,李自成去延安,韩金儿与县役盖君禄﹝一名盖虎儿﹞私通,被李自成发现杀死。李自成的第二个妻子高氏,他和高氏结婚以后生了一个女儿,牛金星投自成以后, 自成以此女妻之【6】。高氏系米脂河西万丰里人,是农民起义军将领高立功的妹妹、高一功的姐姐。《延绥镇志》、《延绥揽胜》说,他们结婚以后,高氏跟随农民军作战,在军队中掌管军食,被尊为高总管。自成率军攻陷北京以后,封高氏为皇后。李自成的起义军失败以后,高氏和李过等人屯兵澧州、常德﹝均在今湖南省境内﹞一带。顺治二年﹝1645﹞九月,她率领部队由湘鄂战场投明军将领何腾蛟,联合抗击清军。归南明以后,唐王朱聿键封高氏为贞义夫人。何腾蛟在湘潭失败战死, 高氏又投奔永历帝,被桂王朱由榔封为赤心夫人。后来驻守湖北,围攻荆州没有成功,留守草坪的老营被清朝军队包抄,损失残重, 高氏牺牲于澧州【7】。李自成的妾邢氏,系米脂怀远堡邢家峁人,姿娇精武。原来在高迎祥军中,后随李自成在军队中经管粮秣军糈,被将士称为邢红娘、一丈青,或洪太太。根据《明史》、《明季北略》、《怀陵流寇始终录》、《爝火录》等史籍记载：邢氏私通先锋高杰,后被李自成察觉, 高杰恐怕自成杀害,于崇祯八年﹝1635﹞八月,劫邢氏投降于明朝总兵贺人龙。高杰曾经对人讲,我要邢氏是为了自助,不是为了贪图她的美色。后来, 邢氏随高杰在史可法帐下供职。顺治二年正月十三日, 高杰被叛将许定国杀死, 邢氏执掌兵权。扬州被清兵攻陷以后, 史可法死难, 邢氏率领部队投降于清朝豫亲王多铎。李自成还有陈氏、窦氏等妾。又据袁良义《明末农民战争》记载：李自成攻陷北京以后,“其中三四个在他身边的宫女,被人称作窦妃、杜妃等”。
四 李 自 成 禅 隐 夹 山 寺
清兵入关以后,李自成于顺治元年﹝1644﹞四月撤出北京,退往西安。第二年二月移兵荆襄,四月初军至武昌,四月二十四日“乃由金牛、保安,走延宁、蒲圻”【8】,向湖南方向作战略转移。李自成南撤中,无任何清兵尾追,阿济格“于三月二十六日抵郢,四月至孝感,停留几天后到汉阳”【9】。待清军进入湖广,起义军主力已早撤,故阿济格到处扑空,“独不得自成所在”【10】,就继续沿长江东进追寻,一直抵达九江。这时,起义军主力已经全部沿长江顺利撤往湖南,四、五十万的部队于顺治二年五月间已在岳阳到澧州数百里地段出现。为了避实就虚,保存实力,以待东山再起,作为明清两方视作“逭诛两朝”的元凶李自成,根据当时的形势,认定不应在抗击清军的同时,又和南明军队作战,把斗争策略作了重大调整,确定了以退为进,“联明抗清”的方针。为了便于联合,缩小目标,李自成“设疑代毙”,以期“缓追脱身”。一方面,采用“李代桃僵”、“金蝉脱壳”之策,让何腾蛟信其已死,“满营聚哭”、“众口同词”,以解除南明君臣疑忌。另一方面,“令妻侄乞降”,在九月前后完成与南明联合,“而己由公安别窜”【11】。因为李自成是假死禅隐,所谓九宫山被程九伯“击毙”之说﹝程九伯说,他杀死的是李延﹞,是南明何腾蛟和清军阿济格邀功的欺世之举,在当时并没有确切的依据。实际上,清廷、南明、大顺三方面的当事者都未肯定李自成已死。根据《荒书》记载：程九伯所杀者不知其名,事后“行查到县, 程本人也不肯出认……”。《李自成未死通山诠证》作者韩长耕、向祥海对随从阿济格尾追大顺军并参加九江上游之役,特别是曾经进入到兴国的大小将领的传记逐一查检,并无一人在通山追及李自成,更无一人说李自成走死九宫山。何腾蛟也未曾率兵到过九宫山,怎知“歼贼情形？”其实,起义军大部队并没有经过九宫山。后来, 阿济格从武昌这一段所打击的是李自成的两支小部队,即被隔断在鄂东北的长江北岸之白旺部和长江南岸的吴汝义部。特别是,清宫档案中,顺治朝的18年**有奏本186件,其中涉及李自成死事的6件,说“闯贼”李自成尚未授首,也无一处说李自成走死九宫山。而李自成死于九宫山说的主要根据,无非是阿济格的《甲申疏报》及南明何腾蛟的《闯贼伏诛疏》、《通山程氏宗谱》、《通山县志》和《甲申弋闯志》。这些史籍是经不起核实和认真分析的。首先, 清摄政王多尔衮曾否定过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在阿济格向清廷奏报李自成已死一个半月以后,即顺治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多尔衮斥谕阿济格说：“……尔等先称流贼已灭,李自成已死, 贼兵尽皆剿除,故告祭天地太庙,宣谕中外。后又言自成身死是真,战败贼兵凡十三次。则先称贼兵尽歼者,竟属虚语。今又闻自成逃遁,现在江西。此等奏报情形前后互异,以此谕众,已骇听闻,况经告祭天地太庙,岂有如此欺诳之理？尔等虽行诳称,其谁信之！”【12】清朝档案中还有《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载：“英亲王阿济格秉心不纯, 诳报已死……”, 阿济格即因此受到重处,罚银5000两,降至庶民。唐王朱聿键也不承认李自成死于九宫山。据南明《永历实录》称：“圣安皇帝诏天下：有能擒斩李自成者,世爵国公,禄万石,视徐达。”那么奏报斩李自成于九宫山的何腾蛟为什么没有得到此奖励,而只封为“定兴世伯”？诚如《明史》所说,唐王“疑自成死未实”。并且一再追问：“闯势实强,闯伙实众,何以死于九宫山团练之手？”又问：“闯逆既死,则宜首级示信,何以首级竟不可得？”【13】因此在南明朝廷引起一场波折,宰辅、御史纷起揭破何腾蛟所报仅仅是不可靠的传闻。都御史郭维经上言：“自成传闻死于九宫山,在江西宁州境内。传以五月死,而七月所部降, 腾蛟乃知,且经年而后报。遽行大赏,诚非所宜。且自成之或死或生, 或死于吴三桂之追兵, 或死于乡团之棒击,俱不可知……”【14】。而在起义军方面,时“众尚五十余万”【15】,且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李自成怎会“留李过守寨,自率二十骑掠食山中”【16】呢？这与情理不合。如若被程九伯“击毙”,何至自成死后尸体腐烂,而高氏、李过尚不加寻觅埋葬而候清军来“始验其尸”,以至于“尸朽莫辨”？又如何能让凶手程九伯从容提了首级,在一个半月后才往见清总督佟养和？大顺军为何不追击程九伯？这些迹象表明,李自成没有死。“李自成之败也,由公安走澧,遁迹寺中为僧……”清朝乾隆澧州知州何磷《书李自成传后》认定“和尚顺治初年入寺”,自号奉天玉和尚,“其为李自成无疑”。光绪续修《米脂县志》卷十记载：“其后兵败,自成率数骑,乞食山中,不知所终。有传其夹山为僧者,有僧徒数人,皆猛恶,不类沙门,居常跌坐,不诵经传,后共瘗之,树碣曰‘奉天玉和尚’。盖自成初为奉天王,犹隐寓其意也。尝诵诗云：‘时来作恶天还怕,运去看经佛不灵。’二语恰肖其人。”李自成在湖南石门夹山灵泉寺曾经写过许多诗,其中一首云：
英雄一代赴飘萍,大块空留百战身。捣碎乾坤惊日月,踏翻宇宙走雷霆。时来作恶天还怕,运去看经佛不灵。事业尽随流水去,禅房梦醒夹山青。
这首诗歌不仅在陕西米脂、横山、榆林等地有传抄,而且湖南省石门县文化馆在燕子山乡凉井村的一家农民手中也收集到了这首诗歌。清末明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到石门访李自成的梅花百韵诗,得到五首。根据《竹梅》一诗中“时辈安知放鹤翁”这类句子, 章太炎认为,李自成在夹山为僧是真有其事的。并根据常理对《明史》自成死于九宫山提出了“六不可信”,指出“自成之死竟无诚证”。且石门等地还先后发现和发掘出奉天玉和尚墓、野拂和尚墓,获得一些重要文物,对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提供了许多证据。《夹山纪》作者严首升﹝华容东山僧人﹞、湖广孝廉张宗伯等从亲身经历中告知时人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特别是澧州知州何磷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决不敢去纠正《明史》的谬误说李自成没有死,出家于夹山。据《支那撰述》木刻残版和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铭：“辛末夏月”﹝明朝万历三十四年,即1606﹞为奉天玉和尚“诞期”,他病“殁于甲寅年三月”,即康熙十三年﹝1674﹞,李自成享年68岁。他的“诞期”也与李自成生日相苻,这决不是巧合。同治八年石门申正飏纂修《石门县志》云：“奉天玉墓在夹山大路旁西坡,以奉天玉和尚即李自成,似可确信,旧有紫石牌坊,制造壮丽,为当事者所扑碎,并欲暴尸报官,未果。”可见,当时石门的当政者兴师动众地去挖墓、平闯王疑冢、推倒碑塔牌坊、粉碎金殿的衮龙抱柱,是因为奉天玉和尚是李自成的缘故。如果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这些当政者是不会如此起劲地寻尸报官欲去邀功请赏的。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记》,载有康熙元年、二年间李自成还活着的史实。石门邻县慈利,发现奉天玉亲密弟子野拂和尚墓,也为奉天玉是李自成作了佐证。特别是奉天玉大和尚塔铭和野拂残碑,都明刻“补之为铭”。根据《米脂冯氏族谱》卷七《艺文上》：“《云谭公遗扎》云, “补之”为李过的字,是李自成的大将。米脂人所藏康熙年印行的野拂撰写的《亡明流血史》﹝亦名《血红泪史》﹞记载了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推翻明朝的战斗经历, 书里还写到野拂与俞清恩等人和李自成一起在夹山出家为僧的事迹。湖南《永定县乡土志·天门山寺》条下记：“相传明季有野拂自夹山寺飞锡此山。野拂为闯贼余党,事败削发为僧,竟逃天诛。”康熙《重修夹山灵泉功德碑》记载：野拂于顺治九年入寺, 夹山三年、德山三年、夹山又三年﹝为李自成守孝﹞、洛浦三年。野拂迁居洛浦寺供有奉天玉和尚的木牌位,现存石门文化馆。慈利野拂墓碑云：“老禅师武夫也,生于明,终于清……乘捣海翻江之势,敢逐寇林。枕戈待旦,方期恢复中原；拔剑登坛,定欲扫平环宇。战吴王于桂州,追﹝‘追’应训为‘随’, 见《广韵》﹞李闯于澧水。无如戎马屡乘,莫展风云之路；是以逐鹿不事,竟甘泉石之栖……”所有这些,足以佐证奉天玉大和尚即是当年的奉天倡义大元帅——李自成。史乘所载,李过于顺治七年﹝或六年﹞病死于广西或黔中,显然属于大顺军“金蝉脱壳”之计,只有这样李过才能够比较安全地隐居夹山等地,和李自成的“设疑代毙”一样有效。
米脂人高朗轩《闲谈笔记》和《延绥镇志》、《米脂县志》记载：李自成死后,和他一起出家夹山的高立功“潜回乡里”,回到米脂河西60里万丰里之葫芦蛋村。因为他和李自成从一块当驿卒起,到后来起义、出家夹山,先后50年间一起生活,村里老少经常邀他讲述李自成和农民起义军南征北战以及自成出家夹山的故事, “道自成遗事甚详”,一些读书人把高立功说的故事编成书词说唱,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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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少林棍术神圣起源的谎言
明正嘉年间，因为少林棍僧参与早期的抗倭寇斗争，以及后来程冲斗的《少林棍术阐宗》一书问世，少林棍术便名扬天下。UU小说 www.uuxs8.net更新最快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也提到它，俞大猷的《剑经》中也提到它，不过俞在书中是以批评的语言来描述，其所见到的少林棍术，说其已失棍术真传，并让宗擎、普从两位和尚随他在军中学艺。普从学成后还俗，不愿再做和尚，宗擎则过了十多年再见俞大猷时说，他已在少林寺传了百人。事实上当时少林寺的棍术至少有二系在传承，一为俞大猷去少林寺前，少林僧习的棍；二为宗擎返寺后传的俞氏棍法，俞氏在少林寺所见的棍应源自中州人李叟。明中叶约1450年前后，剃度于少林寺的某严州公子觉远，请民间武术家白玉峰及李叟入少林寺传授武艺。白氏创“十八罗汉手”及“五拳”传僧俗弟子，李叟则传他原先就精的“红拳”（也称太祖长拳、大洪拳）、“擒拿术”及“棍术”。李叟的棍术在牛瀚章老师的留谱中有详细记载，又称之为“八盘连环棍”，分“七法八点”，共六十六势，每势名称皆有详细记载，主要也是单头棍。（注：当时僧、俗弟子同在少林寺学艺的情形，在俗家弟子程冲斗入少林寺时，还一直持续着。）
因此明中叶中州人李叟才是少林棍术的祖师爷。那时，白氏的五拳、李叟的大红拳尚不被广闻，但在明嘉靖年间唐荆川作的峨嵋道人歌中却提到过少林寺的拳术，只因抗倭寇而使少**术闻名天下的武僧用的是棍术，故外界对其拳术就忽视了，渲染的尽是棍术，其实白氏五拳、及李叟传的大红拳都是非常优秀的。
在少林棍术出名后，少林僧开始策划如何将其棍术的起源神化。
首先，这些16世纪初的少林僧，找到了一位12世纪就被少林寺住持祖端（生活于1150年间）所立的一通少林碑刻上的护法神“那罗延（narayana）”,“那罗延”在佛教神话中是位战士，手持金刚杵（vajra）。于是当时的少林寺住持文载（1454-1524年）于1517年立了一通碑刻，提名为“那罗延神护法示迹”，碑文把“那罗延”视为该寺的舞棍护法神。这便是明代最早记录少林寺武术的碑文，而1517年前所有的少林寺碑对“那罗延”会否棍术，乃至少林寺后来说的各种武术，没有任何记载，也没有记载“那罗延”是少林寺的伽蓝神。以往的寺院都以关公为伽蓝神，少林寺则于1517年将伽蓝神，改为会棍术的“那罗延”。这与明中叶，朝廷开始重新重视并提倡“武备”的大环境有着直接的关联，而“那罗延”也就成为了少林寺“武备”的象征。这事发生在16世纪初，有意思的是少林僧不仅将“那罗延”与“武备”混为一谈，在16世纪中后期，又将“那罗延”与佛教护法使者，统称为“天龙八部”之一的“紧那罗（梵语：kimnara）”混在一起。与“那罗延”一样，“紧那罗”也是来自印度的神，并常被描绘为半人半神，有时又是天堂里的音乐家，而使二者混淆在一起，除了他们的汉语名字相似之外，并无其他原因，可见16世纪中叶的少林僧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笔者按：少林寺这个“武备”的象征，概念范围还包括了嘉靖万历年间的通背拳创始人董成在其留谱《十问》中的少林寺武术创始人、来自民间创“五拳”的武林高手白玉峰，李叟传的棍术又变成“紧那罗” 的“金刚杵”。于是，通背拳谱上人格化的“武备”，就泛指创拳的白玉峰，传棍的李叟以及将武术引进少林寺的“原严州名公子”觉远了，即凡指少林寺武术的创始人）
从此，“那罗延”手上的“金刚杵”被转到了“紧那罗”手上，并一直被少林僧沿用至今了。
接着，少林僧还从其他几个方面来提高其棍术授自天神“紧那罗”的地位：
第一. 除了少林棍术是少林寺“伽蓝护法”及“武备”象征外，少林僧还进一步将“紧那罗”提升到以前从未享有的地位：一位菩萨，被认为是不亚于观世音菩萨的神。
第二. 曾化身为鬔头、裸背、赤足，在厨中作务的圣人形象出现，并在元末红巾军洗劫寺时，护寺惊走劫匪。这个转化的形象，暗喻出身卑下，在厨作务的禅宗六祖慧能。于是六祖慧能也被巧妙地转化到“紧那罗”身上，也即以“紧那罗”菩萨出现时（手持金刚杵，化作圣人出现时），则为六祖慧能手持烧火棍。（笔者按：少林寺的禅宗是元代禅宗大师福裕和尚入住后开始的，其前少林寺不是禅宗。从这点上也可看到带着禅宗六祖慧能化身的少林寺“伽蓝护法”的“紧那罗”不可能出现在元代前，而“那罗延神护法示迹”碑出现在明中晚叶，正是符合少林寺武术开启于明中叶的历史事实）
第三. 将少林棍术的历史前推、放长，并编造故事，少林僧故意在碑刻上说：“大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坐伽蓝之地”。
少林寺在14世纪50年代确实遭到过土匪的袭击，武术史学家唐豪考 证：事件发生在1356年，而不是碑刻上的1351年。“红巾”并未“畏之而退”，而是农民红巾军未费吹灰之力占据了嵩山少林寺，少林僧四处奔散逃命，众寺僧逃往山东避难。寺庙被占，财物遭到劫掠，由于农民起义军往往破坏性极强，寺院几乎被毁。14世纪的资料证实，没有提到有任何抵抗侵犯者的和尚。而明代早期的资料也只记述了寺院所遭受的浩劫，而不是寺院的胜利。事实上如唐豪指出的那样：“在1359年是查干.铁木尔指挥朝廷大军反击红巾军，迫使他们退出河南时，少林和尚才得以返回少林寺”。要知道那时，少林和尚已逃离少林寺有3年之久。
因此，明代中叶的少林寺这个碑刻，既编造了“烧火僧吓退红巾军”的故事，也编造了“紧那罗”持棍护法出现在少林寺的时间的两个谎言！
更有甚者，清代的少林僧竟不顾唐代的原始碑刻，将少林僧一因不愿赖以维持生命的耕地被霸占而饿死，二因得到**的纸条要少林僧认清形势的鼓舞，欲保护财产而联合当地军民一起突袭擒拿王仁则助唐一事，说成是“十三棍僧救唐王”，把原始碑刻上只字未提会不会武艺的少林僧（完全可能一点武术也不会）说是“棍僧”，“助唐”说成“救唐王”。于是编造谎言，将少林棍术的历史进一步推早到唐初。
第四. 少林僧不但编造故事说，其棍术授自神圣的“紧那罗”，到后来，“紧那罗”又被渲染成“武备”，是一切少**术的来源（包括所创的白氏五拳、罗汉拳等）。将少林寺武术最初的创造与传播者白玉峰、李叟及觉远上人的功劳，均集中在“紧那罗”即少林寺“武备”的身上。
有意思的是明嘉靖年间，通背拳创始人怀庆府人董成，也将他二位业师张文魁、郭万清的老师隐喻成“宋太祖”及“紧那罗武备”，说二位对武勇是“生而知之”者。张文魁、郭万清分别传授了董成大红拳（也称太祖拳、洪拳）及白氏五拳，而张、郭则极可能是白氏、李叟的俗家徒子或徒孙。《焦作武术》一书“于村武术源远流长”239页上记载：“明嘉靖年间。。适有山东青州人白天启绰号拳王者途经敝庄献身卖艺以传绝技。。。其名曰‘大洪拳、长拳、黑虎拳。。。。’第一代传人邑x武生员张五章，张五臣”,说明嘉靖年间怀庆府一带传大洪拳的不仅仅是张文魁，还有白天启。以张文魁的大洪拳之师或师爷李叟，隐射“托名创该拳艺的宋太祖”；又以郭万清的五拳老师或师爷白玉峰，隐射为“武备”的少林“紧那罗神”。因此，在通背拳谱里的“武备紧那罗”已不再是棍术的化身，而是指对少**术贡献最大的白玉峰。（注：红拳或大洪拳始自元末明初，不知何人创始，之所以托名为宋太祖“三十二势长拳”，主要隐喻宋太祖定下的“三十二条治国策略”。早期在山东、河南一带流传，后传至西北）
有研究者还认为，是《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影响了包括俗家程冲斗在内的一些少林僧对“紧那罗”的神奇描述。
总之，用佛教神“紧那罗”及“罗汉”传授少林寺僧武功之说，可以让少林僧为保卫寺院利益而练武杀生，并觉得心安理得。
可惜，少**僧似乎并未将习武与佛教的开悟结合起来，这方面道家的武术就结合得比较好。日本的泽庵宗彭（1573-1645年）提出了击剑中“无心”的理论，并经铃木大拙发挥形成流行的“忘生死论”的武士道精神，而中国民间也早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说法（后人托称为岳飞所言），明末董秉乾老道创的“董氏**枪“（王堡枪）也说“心忘手，手忘枪，一触而就，如眼帘护眼”。
明中、晚期的少**僧的确在征讨匪贼、镇压农民起义及早期抗击倭寇斗争中为当时的朝廷做过贡献（还有其它地方的寺僧也抗倭过，如杭州的僧人等），但也有不少少**僧自己成为匪贼，为害一方，甚至组成**武装。如王士性（1547-1598年）在他的《豫志》（约1595年）中，严厉斥责少林僧们有盗抢与反叛的倾向。他说：“那些僧人今日削发则为僧，明日长发则为民，任自为之。……无论僧行，既不饮酒食肉者，百无一人”。他警告他的同僚们“河南僧人是危险的煽动者”。并总结道：“少林寺住持僧人，以吃喝打斗虚度岁月，没什么价值”，“饮酒啖肉，习武教艺，止识拳棍，不知棒喝”。（笔者在新西兰也见过少林寺武僧集体在饭店里喝酒食肉，还有在肯塔基店里吃鸡，在海外影响恶劣）
一位无名作者的集子《醉醒石》（大约在1650年间）中，说一名叫明果的和尚，曾在少林寺习练棍法，后来听了一位术士的话，竟然想模仿作过和尚的朱元璋，也想当皇帝起来，那位愚不可及的明果和尚，遂煽动叛乱，结果被捕处死。
附文一：少林寺和尚为什么要救唐王李世民？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春天，李世民以太尉、尚书令、陕东道益州道行台、雍州牧、左右武侯大将军、使持节、凉州总管、上柱国、秦王等身份督军与王世充作战，进行他建立伟大的唐王朝之前的统一战争。
二月份的时候，王世充已经兵败如山倒，但是因为窦建德率兵十余万增援，战局暂时变得复杂起来。当时的战场主要在洛阳附近，在洛阳与少林寺之间有一个“轘州”，原称柏谷坞，是隋文帝赐给少林寺的庙产，在寺西北五十里处，因其地势险要，属兵家必争之地，王世充将之据为己有，作为军事要塞，让侄子王仁则据守，自己拥兵与之不远的洛阳，互相呼应支援，以抗拒**。四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少林寺的和尚联合王仁则手下的轘州司马赵孝宰，里应外合，抓住了王仁则，将之送给了**；三日后，李世民派官员至寺颁赏——赐地(即柏谷坞)四十顷，水碾一具。
这就是“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历史真相。没有刀光剑影，没有画角悲鸣，没有血流漂橹，没有美女爱情，平淡如水，简单无奇，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如果说有可能出现刀光剑影和生死搏斗的话，那个情节只能是在捉拿王仁则的过程中。但是这样的假设有一个前提，就是如电影《少林寺》所拍的那样，王仁则必须是一个武林高手，而且擒获过程中受到了他顽强的抵抗。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假设未必有多少可能性，擒拿王仁则可以智取，未必一定得力为，也不一定要少林寺僧人动手，王仁则手下的兵将也能做到。这样，少**功的千年神话便告破产。到底当时有多少少林僧人参与了行动，他们的武功如何，都没有任何资料可为凭据，我们所知道的神话都是后人的想像。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时少林僧人为什么要帮助**，即少林僧人的行为动机问题。决定历史行为的不是道德，也不是精神，而是利益。这一点，原始文献倒是讲得很清楚，并没有多少想像的空间。这个答案就在《鹿鼎记》所引的李世民《告柏谷坞少林寺上座书》的那几句原话上，即“深悟机变，早识妙因”这八个字上，但这八个字说得比较婉转含蓄，唐开元十六年(728)七月十五日所立的裴漼所撰《皇唐嵩岳少林寺碑》中则说得较为直接明白，是因为王世充“窥觎法境”、“将图梵宫”，少林寺的庙产柏谷坞已被王世充据为“轘州”，少林僧人自然心有不甘，而且兵荒马乱，施舍较少，庙产既失，斋粮都成问题，更何况王世充虎视眈眈，大有吞并少林的企图，当此之际，除了帮助**打败王世充以求自保之外，实已别无他途。但是谁能想到，这一次历史的机缘和恩赐，竟使得少林拥有千古的荣光？
至于“救唐王”，那是根本没有的事。李世民作为**主帅，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自己深入敌后，所以少林僧人确因助唐有功而受赏，但并非是“救唐王”，而是“助**”，是“助”而不是“救”。再者，当时李世民还没有登基，身份是秦王，“唐王”之说既显得含糊，也与历史常识不符。
来源: 说史馆
附文二：少林十三棍僧助唐是否历史真实
既然“十三僧助唐”是历史真实，但其中并无“武术”，也无“武僧”，这就引伸出一个历史问题出来了：究竟唐代有没有“少**术”和“少**僧”？
今人编著的《少**僧志》（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二版），唐代部分收录有昙宗、志操、善护、惠玚、普惠、明嵩、灵宪、普胜、智守、道广、智兴、僧丰、僧满、子升、空空、灵隐、惟宽、园净、福湖等十九人。昙宗到僧满的十三人，唐碑有录，子升到福湖的六人，虽名姓凿凿然，却无一注明资源出处。
少林寺民间故事中，有“十三棍僧救唐主”的传说，上世纪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由香港中原公司摄制的电影《少林寺》，便是根据这个传说改写而来。
十三棍僧救唐主究竟是不是历史真实呢？
唐代史书对此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与此有关的少林寺的几通碑碣的铭文却留存至今。铭文有三，其一为《唐太宗赐少林寺教书》：其二为《少林寺牒》；其三为《皇唐嵩岳少林寺碑》。应该说，这是最早、最可靠、当然也是最值得注意的原是资料。
《唐太宗赐少林寺教书》铭文不长，仔细分析该文，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一）李世民是“秦王”，这在该文中也明明白白。“十三棍僧救唐王”的传说（笔者按：这个传说出现在清代）将李世民称为唐王，是一个谬误。唐代封王并非就是唐王。（二）李世民在告谕中奖誉的不仅有少林寺僧人，还包括“军民首领土庶”，看来这次立功行动有许多军人和老百姓参加，并不是少林寺几个僧人，但首称“少林寺上座寺主”和“法师”，说明少林寺僧人在这次起义行动中起到了领导和骨干作用。（三）通观全文，只字未提诸如“武僧”、“棍僧”等，也未提到少林寺僧人会武艺。（四）文中提到了起义行动所立功劳之一是“擒彼凶孽”，这个凶孽显然就是王仁则。但文中没有提到这次行动救过李世民。如果少林寺僧人真的对李世民有救命之恩，李世民对此应该有所提及。最后的话“可令一二首领立功者，来此相见，不复多悉，”口气完全是居高临下的，一点没有面对救命恩人的意思。
裴漼书《皇唐嵩岳少林寺碑》碑文有关实际内容的文字不多，通观全文，还是找不到诸如“武僧”、“棍僧”、“少**术”等字眼，以及“救唐主”的事迹，只是“率众以拒伪师”，既云“众”参加者数量一定不少，既云“率”，少林寺肯定是头目或领袖。裴文把唐太宗告谕中已提到的少林寺僧的功劳，予以了更具体的说明“执充侄仁则以归”，即擒获了王世充的侄儿王仁则。
通观《少林寺牒》全文，依然没有出现什么“武僧”、“棍僧”，也没有提到“少**术”。但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列出了少林寺僧名单，原文为“唐武德四年太宗文皇帝救授少林寺柏谷庄立功僧名：上座僧善护、寺主僧志操、都维那僧惠玚、大将军僧昙宗、同立功僧普惠、明嵩、灵宪、普胜、智守、道广、智兴、满、丰”。参加擒获王仁则德战斗、助唐有功的少林寺僧共十三名，这就是传说中的“十三棍僧救唐王”中十三僧的来历（笔者按：武术史学家唐豪先生在其《少**当考》中指出：“大将军僧昙宗”中的“大将军”之义，只是一个称好、荣誉，与领兵作战的“大将军”之义不是一回事，也不一定要会武术。）
隋末农民起义和随后的李唐统一，无疑是一场社会大革命和全国规模的战争。它的影响和震撼，必然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涉及社会每一个阶层，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少林寺僧也不例外。但没有任何资料证明，少林寺僧这时已经开始大规模地、制度化地习武，并以形成以棍木为核心、以自己的寺名命名的少**术体系。少林寺僧并不是因为武术的关系才参加了帮助李世民打败王世充的这次战斗，他们只不过是参加了一场人人都被转入政治大革命和大规模战争。“十三棍僧救唐王”是一个有事实根据但演绎了的传说。贵为秦王，身负统帅重责的李世民，何至于亲自装扮成郎中去担负一个小卒的任务充任侦察兵？仅有十三僧人又什么怎么可能在敌军大营中如入无人之境？“少林寺十三僧人救唐王”这七个字中，“十三”与“僧”这三个字完全属实，但准确说应是少林寺“十三僧助唐”。
最早指明这一点的是张传玺教授。他在《光明日报》1984年2月22日发表《少**术与达摩并无关系》一文中指出：“唐武德三年僧人昙宗等因率众活捉了王世充之侄王仁则，而为唐王朝封为大将军一事”，与武术无关，只不过是一件“武事”。“少林寺自始建至于明代前期，都不曾以武术留下记载。留下来的，只是该寺的僧众曾参加过几次军事行动。例如唐武德三活捉王仁则事和其他的一些偶然的军事活动。这些事件还不足以说明少林寺的武术如何。”张传玺把少林寺十三僧助唐定性为“武事”，极有见地。
“十三僧助唐”是历史真实，然而其中并无“武术”，也无“武僧”。少林寺十三僧助唐事，为后来的传说的出现提供了可供发挥的最好的蓝本和素材。“十三棍僧救唐王”就是这样一个夸大了的文字故事和民间传说。但“十三僧助唐”毕竟是“武事”，因此也不能说它和后来的少**术、少**僧毫无关系。它与少**术、少**僧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有间接的关系。第一，它为少林寺参与政治与军事开创了传统，这种传统会带来广泛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少**术少**僧的诞生和创立；第二，它会在少**术少**僧产生后，成为少**术少**僧信仰偶像体系选择的必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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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大明亡朝
说起明末的崇祯皇帝，在中国恐怕无人不晓，在明朝的16个皇帝中，崇祯可算是一个知名度极高的皇帝（这恐怕与明亡有关）。UU小说 www.uuxs8.net更新最快崇祯，姓朱，名有检，生于 1610年，卒于1644年，享年34岁。17岁弱冠之年（尚未成年）即开始正式登基作了少年皇帝，在位整整17 年，是明朝的末代皇帝（不包括南明小朝廷），也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颇有争议的重要政治人物。综观其34年的短暂人生之路，功过是非自有史家评述。从史料上看，崇祯帝的幼年生活十分不幸，他的生母刘氏出身卑微而且早亡，导致崇祯幼年从5岁时起就丧失母爱，同时他也没有得到多少父爱，因为他的皇帝父亲也并不真正喜欢他的母亲，故崇祯出生不久后，其母就被打入冷宫，崇祯日后能做皇帝完全是出于偶然，这也形成了他日后生性多疑而又孤僻冷浚的个人秉性。平心而论，从人性角度而言，崇祯应是一个性格忧郁而又有点急噪脾气的青年书生皇帝。同时，他也十分自信而固执，一直到大难临头时都不肯离开北京城半步，足见他对祖宗遗留下来的江山社稷和京城臣民是何等的眷恋不舍，甚至对于三十六计策中的“走为上策”竟都束之高阁，足见他与像水银一样毫无秩序流动的流寇作风的天壤之别，当然，这样迂腐的坐以待毙也犯了兵家之大忌，最终使他国破家亡。
但是，与历史上其他碌碌无为、昏庸无能的亡国之君相比，崇祯身上却十分突出地显示出失败君主的浓厚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倔强地宁死不屈、国君以身死社稷。而且，令后人感动的似乎是他发自内心深处的仁慈之心，他可以义无返顾壮烈地牺牲自己，但临死时在袖口的遗言中却还惦记着京城百姓的安危“我尸任人分割，勿伤我百姓一人，”，对于一个行之将死的帝王而言，这可决不是伪善，而是肺腑泣血之言，北京城是明朝统治的首善之地，崇祯当然不忍心看到自己的臣民们遭受外来暴力所带来的生灵涂炭和家破人亡。可以不夸张地说，他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以死谢天下”的几个殉道君王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他没有玉石俱焚，放一把火把紫禁城复之一炬，足见他对于紫禁城的一砖一瓦是筑入了何等深厚的感情和爱怜，宁可把它留给不共戴天的敌人来享用，也不忍心把它毁灭在自己手中，从而给后世人留下了一笔珍贵无价的历史文化遗产。当然，这也反映出了崇祯帝思想深处崇尚理性而非暴力的善良禀性。其实，崇祯一生中最大的心愿也就是天下太平无事，百姓安居乐业。然而，无情的历史却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自他即位以来，天下似乎就没有太平过一日，而且，社会日趋动荡不安，底层暴力事件不断升级，乃至初燃自陕北贫瘠黄土高坡上的无序暴烈之火呈显愈演愈烈之势，直到将大明朝廷的半壁江山烧为灰烬、化为乌有。
“这是一个对自己天子事业有着无限追求（甚至有点偏执狂）的敬业者，”大多数明史专家对崇祯这样客观评价道。众所周知，明末朝廷面临的诸多社会矛盾和棘手问题如同一堆乱麻搅和着许多炽热的干柴垛子，煎不断、理还乱，一旦遇到非理性的暴烈火种就会迅速地蔓延，让当时朝廷中平庸居多的政客大臣们举足无策、一筹莫展。故史家们大都叹惜崇祯生不逢时，偏偏遇到晚明乱象，大明朝此时已经社会弊端丛生、吏治日趋**、朝臣党争愈烈、民间礼崩乐失、朝廷内忧外患、暴民为祸甚烈、清兵虎视眈眈、国库空虚如洗、财政积重难返、军事腹背受敌，的确是病入膏肓之际，崇祯纵有雄才伟略也是独木难支，这在西方民主宪政体制（可以使政权和平更迭）尚没有传入中国的三百多年前的传统中国君主社会里，等待着他的命运结局无疑也只有死亡或投降这两条路可以选择了。
事实上，崇祯自即位以来就已经深刻洞察了社会潜在的巨大危机，他也是明朝历代皇帝中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帝王之一，正因为此，他才明显表现出求治心切的迫切情绪，希望国事能够立竿见影地从日趋糜烂中迅速好转、恢复生机，这反而助长了他的急躁情绪，往往是欲速则不达。他时常感情用事，举措揠苗助长，加之少年老成，难免产生刚愎自用的秉性，故导致朝廷诸臣皆畏之而又弊之，这些崇祯性格上一连串的的小失误陆陆续续地发生最终也间接加速了大明的亡国之祸。
当然，凭借崇祯个人的勤勉敬业和品行修为，假如是生逢太平盛世或者是和平岁月，应该会使天下长治久安，他也会成为一代明君圣主，流芳千古，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只可惜他生不逢时。
而自崇祯即位以来，朝庭在制定国内政策上又似乎有些操之过急，对于民间索取太多太急，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当然朝廷的出发点绝对是好的，主要是为了保家护国、避免生灵涂炭而向天下百姓征收辽饷（针对后金防御战争的巨额军费开支），而并非为了与民争利，可是在做法上却显出急功近利和急于求成的迹象。似乎崇祯一直到亡国时也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他曾经考虑过和满清军事集团议和，以减轻因为边战过频而给朝廷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但是总碍于大国之君的威仪面子和大多数迂腐朝臣们的反对之声，而有所顾忌。当然，他还受到儒家社会传统中所推崇的“爱国”理念的僵化教育所形成的思维定式的局限，他似乎极怕留下“卖国嫌疑”的千古骂名，故而最终也没有真正将与满清的和谈计划付诸实施。为了表白他自身的清白，他甚至还亲自下令杀死了一个无意中泄露“和谈天机”的兵部尚书陈新甲。
但是，即使崇祯犯过许多昏招漏招，谁也都不可否认，崇祯在位期间也的确作过一些精彩的大好事，例如即位之初就果断地将魏忠贤和客氏等阉党一网打尽，同时为当时读书人的楷模和精神领袖东林党人和一些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正直大臣平反昭雪。这一连串的重大正义行动显示了崇祯作为一个青年政治家初出茅庐时所表现出来的处世不惊、临危不惧的胆识和谋略，可谓出手不凡、甚至是力挽狂澜，从而给全天下的读书人和士大夫以信心和希望，大家都认为昏聩的大明朝终于出现了一个英明君主。当然，这一系列成绩也给本来就想做大明中兴之主的崇祯带来了一定自信，他很希望借此大刀阔斧地继续革除弊端。
可惜好景不长，崇祯接手的毕竟是一个自万历到天启年来朝政荒废多年的每况愈下的大烂摊子，而朝廷里又没有再出现像张居正这样百年里可遇不可求的杰出大臣来辅佐崇祯。更不幸的是没有出现治世之能臣，却出现了陕北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的乱世之枭雄，加之天灾频繁发生、流寇闻风四起、盗匪遍地横生、满清军事掳掠、边关战乱不断、使朝廷很快就进入了内外交困、国库空虚、腹背受敌的异常险恶的不利境地，竟始终再也没有出现任何复苏的迹象和征兆。
实际上，此时的大明朝已经随着历史更迭的惯性力量逐渐驶进了吏治衰败、局面失控的崩盘期。加之为了应付频繁发生的天灾**，导致朝廷财政赤字日趋严重，国家收支入不敷出，可是为了维持统治和社会稳定，朝廷又不得不继续养活人数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系统，这又使得崇祯常常为了筹措巨额饷银而发呆犯愁、以致时常苦恼到了夜不成寐的焦虑地步。
但是，面对千疮百孔、危机四伏的局面，崇祯仍旧没有灰心，而是振作精神、绞尽脑汁、费尽心思，总幻想凭借其君主个人的敬业力量和真诚态度（包括先后四次向全天下的官员和老百姓下“罪己诏”）来感召打动人心以力挽大明朝于狂澜之不倒，这是他那独特的倔强而忧郁的性格使然，最后却终究事于愿违，面对明朝社会末年的社会危机以贫困的局部地区非理性的暴力方式的总爆发而可能随时秧及到全国大局的糟糕境遇，崇祯始终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事实上明末社会动荡的乱象是当时任何理性力量都无法抗拒的暴烈无序之火），他也随着明朝官军的剿贼计划的失败而最终彻底地失败了，作了他不愿意做的明朝亡国之君。这既是大明朝必然覆灭的恶性循环的历史轮回，同时也是崇祯这个极其勤政而崇尚秩序的文人皇帝的极大个人悲剧。
望着思陵墓旁的累累荒草，我感到十分怅然而嘘唏慨叹，一个命运不济的青年帝王和他年轻的皇后、爱妃的尸骨长眠于此已有三百六十年了，任凭萧瑟风雨的冲刷和历史岁月的洗礼，依然默默地矗立着，目睹着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变迁。这里既远离北京城的喧嚣繁华和万家灯火，也没有紫禁城的巍峨雄伟与金碧辉煌，这里每到了入夜总是与漆黑寂寞相伴，的确决非是一处令人留恋往返的世外桃源。但是，这里却是一处令人能够沉静下来陷入深深思考的地方。这里常年与世隔绝，人迹罕至，寂静的像一潭深不可测的死水，偶尔会因为一、两个不速之客的到访而泛起一丝涟漪，然后，随着客人离去，就又很快恢复了它往昔的平静与祥和。遥想那360年前的崇祯帝生前虽然天天生活在无尽的操劳、恐惧、痛苦、烦躁与焦虑之中，死后却享受着罕见的宁静和旷日持久的太平（当然历代盗墓贼的光临作案只能算是例外），这也许就是这位在位时励精图治，试图重振朝纲，但最后却因为政策屡不奏效而处处事与愿违，局面失控，分崩离析，最后被迫吊死在煤山上的“苦命”皇帝的人生归宿吧！而且，令人回味的是，在思陵院落的东侧一百米外的不远处还埋葬着与崇祯一同殉国的御笔太监王承恩的一堆忠骨。
我虽然不是宿命论者，但是却始终相信命运之说。古往今来，确实有许多无道昏君的命运和结局似乎比日夜勤政且自律甚严的崇祯皇帝要好许多倍，就象他自己的爷爷万历和哥哥天启那样昏聩无能、不理朝政的皇帝都先后侥幸逃过了亡国之痛，他们在位期间耗尽了大明朝的政治资源和社会信誉，不负责任地把亡国之运作为遗产留给了自己的子孙。而在崇祯即位之初，国家已经开始滑向了非理性的谷地深渊，即使是雄才伟略的唐太宗在世，我想也难逃亡国之运的万劫不复吧，何况统领大明朝的人是才能并不出众，而且没有任何执政经验而又缺少文韬武略的少年书生皇帝崇祯呢？不过面对各种非理性暴烈力量的无情冲击，崇尚理性治国的崇祯还算苦苦地支撑了十七年，虽未作得中兴之主，却也是拖着明朝这个即将滑入深渊的庞大战车苦苦地挣扎到死，亦实属不易。
“生当做人杰、死矣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这首千古名句不也正是崇祯帝人生归宿的真实写照吗？事实上，崇祯的可怜与可叹之处并不在于其是大明朝的丧国之君，而在于与明末的万历、天启的昏庸无能和不理朝政相比，崇祯的确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一个忧患意识强烈的皇帝，一个连做梦时都想做中兴之主的皇帝，一个远离声色犬马的皇帝，一个喧衣宵食、日理万机的皇帝，一个性格有缺陷但却始终不向困难低头的皇帝，一个从来未向外族侵略妥协退让的皇帝，一个有勇气连颁四次“罪己诏”进行自我反省的理性皇帝，一个在绝望中孤独地奋斗了17年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的敬业皇帝，一个走投无路而上吊自尽、壮烈殉国的刚烈皇帝。
我们发现，在崇祯短暂的34年生命里充满了困惑、恐惧、孤独、倔强、矛盾、痛苦、无奈、绝望、嘘唏与眼泪，却较少见到贪婪、吝啬、暴虐、荒淫、无耻、妥协、卖国与投降。所以，崇祯的人格是高尚的，可以说崇祯虽然具有朱元璋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却没有其残暴的本性、恃强凌弱的流氓手段和驾驭战争的雄才伟略；崇祯虽然具有秦二世的亡国之命，却也没有其懦弱无能的本性和昏庸无道的行为；崇祯虽然具有隋炀帝的亡国之运，但是却没有其骄奢淫逸的贪婪、横征暴敛的残酷和穷兵黩武和凶残；崇祯虽然具备了李后主和宋徽宗的亡国征兆，却没有他们闲情逸致的兴致、温文尔雅的做派、沉迷书画辞赋的嗜好和醉生梦死的太虚境界。崇祯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罕见的勤政忧民的亡国之君。
当然，从客观上讲，历史上真正摧毁大明朝的应该主要还是下列几股势力和外在力量：庸庸碌碌、明哲保身的朝廷大员；贪赃枉法、盘剥百姓的层层地方酷吏；侵略掠夺、攻城掠地的满清八旗军团；来自陕北的一伙流窜暴动、趁火打劫、反复无常、不受招安的非理性的流民暴力团伙；外加持续不断、经年累月的重大自然灾害。面对这一切不利局面，崇祯作为一个从小就生长在紫禁城深宫大院里面的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本非朱元璋和朱棣式的开国马上武功皇帝）的确是束手无策，回天乏术，最终惟有以一死逃避了，这一切不幸也终于葬送了大明朝。所以，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崇祯算的上是一个真正的悲剧性历史英雄人物，这有点颇象莎士比亚UU小说面对死亡结局痛苦挣扎的众多悲剧历史人物，他们之间的固执性格和悲壮结局都很接近，有着相同的痛与恨，而且都是以个体失败和死亡的结局而谢幕。
总之，崇祯所处的历史时代是不幸的，他的个人命运也是不幸的。所以他在临死之前挥剑砍断自己的亲生女儿长平公主的胳膊时喟然长叹道：“汝何不幸生在帝王家？”，相信这也绝对是他的肺腑之言！这说明他的性格特征也具有那个特殊历史年代的复杂性和多重性，他是明朝末年里矛盾旋涡之中的核心人物、病态社会之中的无奈之君、无奈困惑之中勤政之君、困惑绝望之中的可怜之君、绝望期盼之中的孤家寡人，他既是社会动荡的受害人，又是明亡悲剧的见证人，同时，他也是明末悲剧人物中牺牲的最高级别。一句话，崇祯是明末历史大变革中极力试图阻止因为受暴力冲击而摇摇欲坠的朝廷彻底崩盘的理性力量的总代表，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分水岭中里程碑式的悲剧性代表人物。所以，后人只要一提起崇祯二字，马上就让人联想到亡国的滋味。正是：遗天恨海亡国痛，那比崇祯更辛酸！崇祯执政17年来的勤理朝政，总想使病入膏肓的大明朝起死回生，总想让千百万黎民百姓避免生灵涂炭的无尽努力，最终竟没有换来任何起色，终于被非理性的狂风暴雨和山崩海啸所无情吞噬，成为大明朝的悲情殉葬者。
上升到历史高度上看，崇祯皇帝的最大悲哀就是面对非理性的无序暴烈力量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解决手段，除了招安就是镇压，当这软硬两招都不奏效的时候，就只剩下束手无策、死路一条了，这才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最大悲哀，崇祯当然也无法改变这一中国历史传统格局。一个本性善良而缺乏谋略的理性皇帝是很难在这一历史暴烈大动荡的非理性的巨大社会旋涡中驾驭好朝廷这艘航船顺利驶过礁石险滩而不触礁沉没。用现代宪政理论分析，当时的社会政治体制，没有建立起来一套完整的谈判对话机制和领导层的政权更迭制度，崇祯作为相对理性的政府集团的最高领导人面对的是李自成、张献忠这样崇尚暴力、破坏秩序的武装利益团伙，他没有正当合法的渠道与以靠暴力起家并把暴力作为谋生逐利手段的最大武装暴力团伙的流民头领寻求平等的政治对话的可能性，大家要么兵戎相见、要么伏手称臣，而不能平等相待，三百多年前的中国社会更不可能通过组党竞选而轮流执政，即使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治制度构想也是到了两百多年后的清朝光绪年间。明朝末年各种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角逐，说穿了，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适用丛林暴力法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暴力最强者定江山，所以也就上演了李自成靠强悍的暴力颠覆了大明朝、多尔衮又靠强盛的武力消灭了李自成的历史循环剧目。在这一点上，吴思先生的奇书《血酬定律》有着十分深刻的刨析。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竟然集中掌握在暴力手段的最强者的毂掌之中，而不是掌握在真理、国民、理性、民主和选举手中，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游戏规则和多么残忍的时代啊！……
中国人要想了解中国，就必须读懂明朝，不然一切的结论都将归于草率，一切的论断亦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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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明末十六次祈求日本助其复国
日本正保三年，郑芝龙派遣的正使黄征明从福州向日本出航。UU小说 www.uuxs8.net更新最快但途中遇到暴风，船只飘散，其中有的刮回大陆，为清军所捕获。黄征明本人也身阻海上，不得已而重整小船，重新派遣陈必胜、黄征兰二人为使者，据说他们到达长崎是九月初。使者带来郑芝龙的书信总共八封，其中致日本的正京天皇两封，将军三封，长崎王（长崎奉行）三封。根据林春斋的《华夷变态》记载，给正京天皇的一封信的内容是这样（郑芝龙的原信未传，这是林春斋根据其父林罗山列席幕府会议讨论时的回忆而写的）：“……附隆武皇帝（唐王）之赦旨，引周之彭濮、唐之回鹘之事，意在求借劲兵也。前云借兵五千，今欲更多，以战胜敌兵。”并带来许多礼品，要求派遣强大的援军。
关于“……前云借兵五千，……”，我准备以后再谈。据说幕府接到这些书信后，以老中们为中心，反复地讨论了数天，当时“尾张和纪伊的两位大纳言和水户中纳言”所谓御三家也来到江户，发表了意见。看来是但是极为重大的事件，慎重地予以对待。
其结果，据林信笃的《宽永小说》说，御三家均赞成出兵，“据云尾张大人云：‘三人中，吾居长，应派吾为主将。’自己要求出阵。反对的仅有井伊直孝，他反驳说，御三家的意见有一定道理，是可以信赖的，‘但，……关于求援事，吾以为不会立任何功劳，亦无益之至。’结果大家认为井伊直孝言之有理，取消了派遣援军。”
不过，据《南龙公谱略》说：“赖宣卿云：国家出援兵，无功则不仅为本邦之耻，且长期与外国结仇，成为永世之害；如我兵有功，得其地亦荒其田，于国无益，反招后世之弊，不可从其请。……”由此看来，反对的不是井伊直孝，而是御三家中的一家--纪伊的德川赖宣，情况略有出入。不过，总的来说，有相当多强有力的赞成意见，赞成的似乎占优势。但最后大概是慎重论取胜，暂且决定观望静候。这里说暂且，是因为一般人认为虽然暂时决定采取拒绝的态度，而其实正如石原道博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内心里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出兵的意图。
接着准备特派丰后府内城主日野根织部正等人为正使去长崎，直接向郑芝龙的使者转达幕府的意见。这是传来了唐王和郑芝龙的据点福州沦陷的消息，于是把一切都取消了。如《细川家谱》中说：“此次大明兵乱，平户一官（郑成功）乞援事，书翰虽到，无法应之。书中疑问之点甚多，但为大明与日本之长远计，上意可派遣上使赴长崎，询问一官使者情况，然后传达上意。此时长崎十月四日书函到达，报告福州失陷。事已如此，一切无及矣。遵照上意，可将上述有关情况奉告江户有关方面，并转致阁下。诚惶诚恐，谨言如上。”由此可知当时的具体情况。这是阿部对岛守等三位老中给细川肥后守的一封信。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勉强做出不予支援的决定，但考虑到“大明与日本之长远计”，采取了相当含混的态度；也可了解其中的经过是由于接到福州失守的报告，感到“一切无及矣”，才放弃了一切计划。派遣上使当然也取消了。
前面已经谈到，以后郑芝龙投降了清朝，但其子郑成功仍旧孤军奋战，支持明朝，并向我国派来了使者，要求援军（乞师）和物资（乞资）。
其第一次是在郑芝龙的使者来日候的第三年--即庆安元年（1648年），《华夷变态》中收有他的求援信的译文（日文）。信中说：“……余生于日本，思慕日本之心尤深。今处艰难之际，恳请日本以叔侄、兄弟之情待余，施予恩惠。”以血缘相连的唇齿真情。幕府虽进行过讨论，但未复信，看来是未予受理。
第二次是在三年后的庆安四年（1651年）。徐鼐的《小腆纪年附考》中说：“（辛卯十二月）明朱成功（郑成功）取漳浦，遣使通好日本。”指的就是这件事。据后文说，这次是郑成功为了补充物资的短缺，根据参谋冯澄世的献策，向日本接待物资，以此补充短缺，同时卖给吕宋（菲律宾）、交趾（越南）、泰国等，以获取利润。
文中曾写到：“已获日本铅铜之助。”另外如中村久四郎等人所诉，可以想象郑成功等人的军中已经有日本刀和日本式的甲胄等。由此来看，完全可以想象一直从日本获取某种援助。--即使没有幕府的正式援助，也会有民间人士某种形式的声援。
第三次是万洽元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六月，他派遣的使船载乘员一百四十七人，进入长崎，带来了书信和各种物品。书信开头写着“启上日本国上将军麾下”，原文收入《华夷变态》。但幕府“未及复书”，未予理睬。
第四次是万治三年（1660年）七月，命其部下张光启向日本借兵。《海上见闻录》上写道：“命兵官张光启，往倭国借兵。”指的就是这一次。沈云的《台湾郑氏始末》上也有内容大体相同的记载，关于这次的结果，他写道：“日本上将军不予发兵，助铜熕（铜制大炮）、鹿铳、倭刀为备。”大概乞师的事情未成，但乞资的事情取得了一些成果。
郑成功的请援使有以上四次。但最后一次乞师的第三年，他壮志未酬，死于南海之地。继承其遗志的是郑经。
郑经也有一次乞资。时间是在宽文三年（清康熙二年）（1663年）。
这次乞资的经过是这样：郑成功的哥哥、郑经的伯父郑泰本来就有二心，被郑经察觉后，遂令其自尽。当时从其遗物中发觉郑泰把同我国贸易所收获的大量银钱寄存在长崎。因此，为了拿到这笔银钱作为“恢剿逆虏之资”，而给长崎奉行送去了一封信。
结果是多半银钱已经被倒向清朝方面的郑泰的孙子郑奎舍和郑泰的侄儿郑按舍领走，看来郑经的意图基本上没有实现。不过，郑经对日本国进行的那种活动，可以算作广义的乞资。
其它明末遗臣的乞师
以上是郑氏家族向日本要求援军的经过，而明朝遗臣的乞师另外还有数十次，其中主要的罗列如下：
第一次
正保二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十二月。
仕于唐王的都督崔芝，以林高为使者，派去日本，要求派兵三千。（郑芝龙汲取书信中说“……前云借兵五千……”一般认为就是指的这次崔芝要求派兵。）对于这次借兵，幕府向长崎奉行指示说：“……此次林高虽来申述，然而事起仓促，无意满足。可将此意告知，令林高早早回国。”
表面上做出的答复是拒绝，据说其实是在暗暗地作出兵准备。但是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曾经向其侄儿板仓重矩透露了出兵计划，而且极其具体地记录下了计划的内容，决定派“主将一人，副将十人”，“知行一万石征发一骑和步兵三至五人”。由此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其中内幕情况。
第二次
同年冬。
海盗出生地水军都督周鹤芝，要求与其有旧交的萨摩藩主岛津氏派遣援兵。据说萨摩藩答应以第二年四月为期，借兵三万。（另，有人认为第一次派求援使来的崔芝和这位周鹤芝是异人异名，也有人认可是异名同人。）
第三次
正保三年（顺治三年）（1664年）三月。
周鹤芝根据前一年与萨摩藩的约定，准备派遣参谋林斋舞把计划付诸实现。但找到副将黄斌卿的反对，据说未能实现。
第四次
同年九月。
（也就是上述郑芝龙的乞师。）
第五次
正保四年（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
周鹤芝遭到黄斌卿的反对，一度放弃了向萨摩乞师的念头，这次又要求派援兵。但这时福州已经失陷，唐王也被捕，萨摩藩尽管与周鹤芝之间有“父子之义”，但其救明的意志已经减退，因而不了了之。
第六次
同年三月。
看来周鹤芝向日本乞师最为热心。他一义子林皋为使者，随同安昌王于这一年再次向日本乞师。但据说不得要领而还。
第七次
同年六月。
安昌王曾作为第六次求援使去过日本。这次他借同御史冯京第及黄斌卿的弟弟黄孝卿，又来日乞师。但据说黄孝卿耽溺于长崎的妓女，把乞师之意忘在脑后。由此可以看出，明朝遗臣方面也开始出现了颓废的萌芽。
第八次
庆安元年（顺治五年）（1648年）。
（即上述郑成功的乞师。）
第九次
庆安二年（顺治六年）（1649年）十月。
冯京第偕同黄宗羲去日本乞师。从《海东逸史》来看，与第六次的记述（《日本乞师记》）、第七次的记述（《海东逸史》）同样都记为“不得要领而还”，大概是基本上未予受理，稀里糊涂地回去了。
第十次
同年冬。
据说舟山群岛的鲁王处任职的御史俞图南来岛了日本。汪光复的《明季续闻》仅作了这样的记载，详情不明。但可想而知也是为了乞师。
第十一次
同年十一月。在鲁王处任职的将军阮美去日本乞师。但其背后有*僧捣鬼，表明乞师情况正走向穷途末路。
第十二次
万治元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六月。
（即上述郑成功的乞师。对他来说是第二次乞师。）
第十三次
同年。
郑氏家族郑泰的请援。《外藩通书》在记载《郑经呈长崎奉行书》的后面，附有近藤守重的按语：“郑泰于永历十三年（明永明王的年号）（清顺治十五年）向日本请援。”但按语仅次一行，不知是否属实。
第十四次
万治二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
朱舜水乞师，朱舜水后来作为水户藩的宾客而收到重视，最后以日本为埋骨之地。他曾经多次去日本，所以关于他的乞师计划，也很难决定其年代。现在根据中村久四郎的说法，把他最后去日本的年代（也就是最后没有回国那次）看作是乞师的年代，因而就以万治二年为期了。
第十五次
万治三年（顺治十七年）（1660年）七月。
（上述郑成功部将张光启的借兵。）
第十六次
贞享三年（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
这时候三藩之乱已经平定，占据台湾的郑氏家族已经投降，清王朝的基础已经十分巩固。但还是有一个名叫张斐的明人来到长崎，声称：“闻水户候甚重道义，为得其助，以谋恢复而来。”到了这个时候仍然有人不舍复兴明室之志，确实令人惊愕。这是所能知道的最后一次乞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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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洛养性
骆养性，嘉鱼人。明代锦衣卫都督，惯用刑具锤敲人犯牙齿。锦衣卫指挥使骆思恭之子，世袭父位，锦衣卫在崇祯年间尚无太大劣迹。官至左都督。
当时周延儒与吴珄秉政，周想荐用他，吴不允,他怒而构陷吴珄。被判请戌。
崇祯十六年(1643年)揭发周延儒督师出京与清军交战，一矢未发，竟谎报大捷，乃尽削其职。
李自成陷北京，与中官负起守卫京城之责，城陷后投降，被追出赃银3万两，多尔衮入京后，降清，多尔衮派他巡抚天津。
骆养性任天津总督时请豁免明季加派钱粮，只征正额及火耗。多尔衮说:"著严行禁革，如违禁加耗，即以犯赃论!"
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十五日因擅自迎接南明弘光帝使臣左懋第革职。仍加太子太傅、左都督。后授浙江掌印都司。不久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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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清太祖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女真人。UU小说 www.uuxs8.net更新最快清王朝的奠基者，通汉语，喜读《三国演义》，二十五岁时，在祖居起兵统一女真各部，平定中国东北部，并屡次打败明朝军队，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建立后金，割据辽东，建元天命。萨尔浒之役后，迁都沈阳。次年兵败宁远城之役，同年四月，努尔哈赤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七月中旬，努尔哈赤身患毒疽，不久去世，葬于沈阳福陵。 清朝建立后，尊为清太祖，谥号：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公元1582年至1588年，努尔哈赤首先统一了建州各部。以后又合并松花江流域的海西各部和长白山东北的东海诸部。在统一过程中，创建了八旗制度，并命人用蒙古文字母创制满文。
1616年2月17日（明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日）努尔哈赤宣布自己为金国汗，割据辽东，建元大命，定都赫图阿拉，国号金，史称后金。
努尔哈赤，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死于明天启六年（1626），活了67年，大半生的时间他都在战斗。曾经一往无前，所向披靡；最终却一败而逝；其经验、教训都足为后人鉴戒。
努尔哈赤，满语的意思就是野猪皮，无论是历史书，还是纪录片，都说努尔哈赤是“野猪皮”意思。 对此，金启棕先生笺示说：“幼时曾闻满文专家含亲松贤前辈说过，努尔哈齐(赤)系‘野猪皮’之意，舒尔哈齐为‘小野猪皮’意思，雅尔哈齐为‘豹皮’(按：舒、雅皆为努尔哈赤之弟)，其说也有根据。后阅西伯利亚通古斯各族民俗，小儿多喜以所穿之某种兽皮之衣以为乳名，可反证松贤之说确实无误矣。”满语l1uheci(奴可齐)，意为野猪皮。
也有说因为努尔哈赤（野豬皮）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有一位汉子用野猪皮包了一位小孩送到努尔合赤（野豬皮）母亲面前，次日努尔哈（野豬皮）赤母亲就生了努尔哈赤（野豬皮），其父亲塔卡士听了之后，就给声名为努尔哈赤（野豬皮），满语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野猪皮。
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努尔哈赤生于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老城村）。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为建州左卫指挥，母为显祖宣皇后。
少时经商，通汉语，曾冒姓佟（明代佟姓汉人乃辽东望族，不少佟佳氏女真人冒姓佟，以佟姓汉人自居，因努尔哈赤曾入赘佟佳氏，而其岳父塔木巴晏也自称姓佟，所以努尔哈赤也随其岳父自称姓佟以抬高自身身分）。
在当时的女真地区，辽东总兵李成梁部是实力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利用女真各部落之间以及和其他民族部落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以控制局势。明朝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有人认为王杲就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阿古都督）于万历二年（1574年）不堪明朝压迫，起兵反明，战败被杀。王杲的儿子阿台得以逃脱，回到古勒城（今新宾上夹河镇古楼村）。阿台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塔克世的侄女。万历十一年（1583年）李成梁攻打古勒寨。觉昌安、塔克世进城去探望，因战事紧急被围在寨内。建州女真苏克素浒河部图伦城（今新宾汤图乡）的城主尼堪外兰在李成梁的指挥下诱阿太开城，攻破古勒寨之后屠城，觉昌安、塔克世也未能幸免。努尔哈赤和他的弟弟舒尔哈齐在败军之中，因仪表不凡，被李成梁的妻子放走。
努尔哈赤归途中遇到额亦都等人拥戴，有十三副盔甲作为装备。他回到建州之后，派人质问明朝为什么杀害其祖、父。明朝归还努尔哈赤祖、父遗体，并给他“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封龙虎将军，复给都督敕书”。
万历十二年（1584年）努尔哈赤率领部众去攻打尼堪外兰，克图伦城，尼堪外兰逃到鹅尔浑。1587年努尔哈赤攻克鹅尔浑，尼堪外兰逃到明朝领地。努尔哈赤请求明朝]将领李成梁押还尼堪外兰，并将尼堪外兰处死。同年，在“建州老营”的废址上建城，该城在1621年后金迁都辽阳后被称为佛阿拉，即“旧老城”（今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二道村）。
在之后的数十年间，努尔哈赤在李成梁的扶植下逐渐强大，将女真部落逐一收服。1593年九月，叶赫、辉发、乌拉、哈达（以上为海西女真的“扈伦四部”）、锡伯等九个部落联合攻打努尔哈赤。在古勒山之战努尔哈赤击败九部。1599年努尔哈赤攻打哈达，并在1603年收服哈达。1607年收服辉发，1613年征服乌拉，1619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最终战胜叶赫。
金朝时代久远，其女真文未能使用，而此时女真是无文字的，遇到有事必须记载时，使用汉文或蒙古文，非常不便利。据《满洲实录》，1599年努尔哈赤派手下两个学者采用了蒙古文字母而为满语配上了字母。1601年努尔哈赤去燕京向明朝朝贡。1603年迁都到赫图阿拉。1606年蒙古人授予努尔哈赤“昆都伦汗”的称号。
1615年李成梁去世。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成为后金大汗的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大部分女真部落。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明朝朝廷偏袒女真叶赫部等借口，颁布“七大恨”作为反叛的理由，起兵反明。
1619年三月，明征集十四万军队讨伐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掌握有利战机，集中兵力，“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在萨尔浒之战，大败明军，歼灭明军约六万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1621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兴建东京城。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大败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夺取明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北宁市），熊廷弼兵败被斩，王化贞下狱论死。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
1626年一月努尔哈赤发起宁远之战，明朝守将袁崇焕以红夷大炮击败之，兵退盛京（沈阳）。同年四月，努尔哈赤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明将毛文龙进攻鞍山，努尔哈赤回师盛京。七月中旬，努尔哈赤身患毒疽，七月廿三往清河汤泉疗养，八月初七，大渐，十一日，乘船顺太子河而下，病逝于叆（ài）福陵隆恩门鸡堡（今沈阳市于洪区翟家乡大挨金堡村），终年六十八岁。努尔哈赤葬于沈阳福陵（今沈阳东陵）。
努尔哈赤制定了厚待功臣的重要国策。对于早年来投、率军征战、尽忠效劳的“开国元勋”，如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扈尔汉、安费扬古等“五大臣”及杨古利、冷格里等人，给予特别礼遇和优待，赐给大量人畜财帛，任为高官，封授爵职，联姻婚娶，荣辱与共。当这些功臣出了差错时，他着重指出“贫时得铁，犹胜于金”，常以其功而从轻处治。努尔哈赤招徕了许多有才之人，他们献计献策，多次进入大明烧杀掠夺使女真部逐渐“民殷国富”，为建立和壮大后金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在军事与外务上，努尔哈赤制定了具体的方针、政策和策略。采取了“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即以抚为主，以剿相辅的方针。其具体内容有三，一为抗拒者杀，俘获者为奴。因纳殷部七村诸申降后复叛，据城死守，“得后皆杀之”。额赫库伦部女真拒不降服，努尔哈赤遣兵攻克，斩杀守兵，“获俘一万”，灭其国，“地成废墟”。二是降者编户，分别编在各个牛录内，不贬为奴，不夺其财物。原是部长、寨主、贝勒、台吉，大都封授官职，编其旧属人员为牛录，归其辖领。三为来归者奖。对于主动远道来归之人，努尔哈赤特别从厚奖赐。当他听说东海虎尔哈部纳喀达部长率领一百户女真来投时，专遣二百人往迎，到后，“设大宴”，厚赐财物，“为首之八大臣，每人各赐役使阿哈十对、乘马十匹、耕牛十头”，以及大量皮裘、貂帽、衣、布、釜盆等物。对其他随从人员，亦“俱齐备厚赐之”。这样就缩小了打击面，争取到许多部长、路长带领属人前来归顺。仅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记载，黑龙江、吉林、辽宁女真酋长统众来归的，就有二三百起之多，因而加速了女真统一的进程，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还采取了正确的用兵策略，一般是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逐步扩大。他积极争取与蒙古联盟，尽力避免过早地遭到明朝的打击，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七大恨发动叛乱以前，没有受到明军的征剿，这极大地有利于统一女真事业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了军事指挥才干。他长于用计，重视保密，多谋善断，议即定，定即行，出兵犹如暴风骤雨，迅不可挡，经常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
终结之地：
1626年，横行东北半个世纪的努尔哈赤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挫败。
这年的正月，努尔哈赤看到了一个最大的机遇：明王朝的辽东经略高第命令撤去关外各城的守御，将部队全部撤入山海关。一时间，明王朝数年经营的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的守军被撤一空，只剩抗命不撤的袁崇焕坚守宁远城。兴城孤悬，手到擒来，最惯于抓战机的努尔哈赤岂能放弃便宜不占？迅速调集13万大军进攻兴城。
此时的形势绝对有利。
从军力对比来说，兴城守军只有1万，而八旗兵却有13万，惯于以少胜多的八旗兵，换个以多打少的打法，如同用牛刀杀鸡，准赢不可。
从部队的协同情势来说，明军号令不一，袁崇焕坚决抗击后金，把守卫山海关的前沿纵深深入到兴城一线。不懂军事且畏敌如虎的经略高第坚决后撤，只守山海关，并把从兴城前后一线的守军都撤回山海关，将袁崇焕的兴城要地孤悬在敌前。对于这样坚决抗敌的将领，经略高第当然不会派一兵一卒前来支援。而八旗兵号令出自努尔哈赤一人，前后协同，只要前线需要，沈阳的支援随时可到。
从指挥者来说，指挥兴城的守城者袁崇焕只有32岁，曾为辽东总督，被崇祯所器重，所属部队号称“关宁铁骑”，是明末抗清的中坚力量，其本人谋略精通，善于用兵，后因斩杀毛文龙被崇祯猜疑，虽重创努尔哈赤有功，但是还是被崇祯凌迟3600刀残忍处死，一代名将陨落，待到崇祯醒悟时，大顺军已兵临城下。68岁的努尔哈赤自20多岁起兵以来，身经百战，从来没打过败仗，特别是在和明军的三次大战役中，每次均以少击多，每次都大获全胜。农历正月24日，努尔哈赤先派遣部队绕过宁远，在城南5里处切断了通向山海关的大路，然后放几名俘虏来的汉人去宁远向袁崇焕传话，劝袁崇焕投降。劝降不成，遂大举攻城。
兴城外的一线平地上，只见后金兵蔽野而来。
成千成万的辫子兵冲到了城边，突然之间，城头举起千千万万火把，矢石如雨般投下城去。战事越来越激烈，明军忽然从城头的每一个石堞间推出一个又长又大的木柜，这些大木柜一半在堞内，一半探出城外，大柜中伏有甲士，俯身射箭投石，投完了便将大木柜拉进来，再装矢石出去投掷。跟着地雷爆发，土石飞扬，无数清兵和马匹被震上半空。
攻城失利，后金兵改以坚车攻城，车顶以生牛皮蒙住，矢石不能伤。后金兵奋勇迫近，推了铁裹车猛撞城墙，声音轰隆轰隆，势道惊人，撞击了很久，城墙撞破的地方很多。清兵再用像云梯那样的裹铁高车来撞击城墙高处。随后又把裹铁车推到城墙边，上面用木板遮住，以挡城头投下的矢石，车里藏了兵士，用铁锹挖掘城墙墙脚。后金兵攻进了城墙下的死角，大炮已打他们不到。眼看城墙即将被打开，可在这时，守军抬着重达数百斤的长条大阶沿石从城上投下去。铁板车被砸塌，隐避于下的士兵被砸，死伤无数。
攻城时候经历很久，有的地段的城基被后金兵挖成了一个个凹龛，后金兵躲在城墙洞内向里挖掘，城上再投大石下去，就打不到了。慢慢地，兴城四周十余里的城墙墙脚已被挖得千孔百疮，眼看城破在即，努尔哈赤正暗自得意。忽然间，只见芦花褥子和被单纷纷从城上投了下来，当时是正月，气候酷寒，攻城兵见到被褥，就都来抢夺。你争我多之际，城上的火箭和硝磺等引火物纷纷投了下来，芦花褥子和被单立即燃烧，烧死了无数后金兵。同时，看似木框的东西也被投了下来，到得城下，木框炸裂，无数喷着火焰的泥团立即旋转着滚出，烧死不少后金兵。
虽是顽强抵抗，但城墙还是被撞垮了一丈多，后金大军眼看就要破城而入了，袁崇焕亲自带人前来堵塞缺口，虽连受了两次伤，但撕下战袍来裹了左臂的伤口又战。将士在他的榜样之下，人人奋勇，终于堵上了缺口。
24日攻城不下，25日后金兵又猛攻，不下，26日又一番猛攻。后金兵们不明白了，过去一打就跑的明军士兵，突然地英勇无比了，天下无敌的后金兵像激流碰到了礁石，不管激流如何冲击，礁石仍岿然不动。
在后金兵的疑虑中，努尔哈赤被大炮炸伤，代善、皇太极好不容易在七横八竖的尸体下找到负伤的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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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明代商人子弟能否参加科举？
明代商人及子弟能否参加科举呢？首先纠正一个错误的认识，那就是明代商人的地位远远高于唐代商人的地位，至少明代没有规定商人之子不准出仕或者参加科举（《大明律》只规定‘娼、优、隶、卒’及其子孙,概不准入考、捐监。UU小说 www.uuxs8.net更新最快
举几个事实做例子，比如说明朝中后期出现的张四维、王崇古两位历史上的阁老，尚书，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出身：
张四维－－（1526—1585），字子维，蒲州人，出身于山西盐商世家。明嘉靖进士，是明朝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他历任编修、翰林学士、吏部侍郎、礼部、吏部尚书、大学士等职。
王崇古－－（1515—1588），字学甫，蒲州人。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其父王瑶是大商人。明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后升任安庆、汝宁知府，常镇（江苏常州）兵部侍郎，陕西按察、河南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宣、大、山西七镇军务。
还有同样是晋商家庭出身的礼部尚书马自强。
在隆庆、万历年间,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再加上蒲州老乡杨博杨大牛人，组成了可谓是天下最强的晋党，连张居正那样的超级牛都不怕。
事实上，这样商人家庭出身的宰相或者封疆大吏层出不穷，比如明后期的东林党人，那可是天下读书人的偶像啊，但其精神领袖顾宪成便是商人家庭出身，高攀龙更是直接便是商业资本家。
这就说明明代对待商业的态度是进步的，而非有些人污蔑的所谓的落后、保守。
现在大家知其然了，我们再讲一下所以然的原因吧。
我们知道朱元璋很讨厌商人，甚至明文规定‘可以直接逮捕那些不事生产，专门从事末业’的商人，这就是其有趣之处——在太祖爷眼里，职业商人是违法的职业，统统都该被抓起来。所以在将全国户口分为民、军、匠、灶等籍时，各职业户基本都分属其下，但纵观大明律，你会发现其间并无“商籍”之说。
这很容易理解……给上户籍的别管良贱，都是合法职业，哪有给违法犯罪的职业商人专门立一户的道理啊？
可这个社会一时一刻也离不了商人，那些大商人也不可能束手就擒。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纷纷采取了‘附籍’的方法。小商人或者“变易姓名”或者“冒合匠户”，或其他职业户，如投充军户中的校尉、力士等，以此来逃避商人身份。
而更多的富商则是买田置地，在登记户口的时候，一口咬定自己的主营业务收入是收地租，不承认自己是商人……我家有田有地，我是地主，不是商人啊。再拿些银两打点，如此一来，大商人摇身变为在户部黄册上的良民。
其实讨论明代经济或者政治的时候，需要看到的一点，就是正统以后中央逐渐对地方失去控制，有的是被动失去的，有的则是中央主动放弃的，比如万历三十一年明神宗主动放弃对铸币的控制，准许民间在上交铸息的情况下自己铸钱。这种逐渐形成的弱政丵府强基层风气在明代的政治和经济上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而且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从事商业活动带来的巨大利润，撩拨着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地主们的心，他们纷纷兼业经营，或是官丵商勾结，垄断盐铁专卖；或是广开工场，雇佣上千工人，都已经转变为不折不扣的大商人。然而在户部的户籍上，却没有丝毫的改变……所以该怎么考就怎么考，谁也管不着捏。
最后说说明代的‘商籍’，这玩意儿在明初不见任何典籍，是朝廷施行‘开中法’之后，才出现的一个词，实际上并不是对商人的歧视，相反乃是对大盐商的福利。
我们知道在明代你必须在原籍考试，这对一般人来说自然不是问题，可对流动性超强的商人来说，那就是大问题了。尤其是当时天下首富的盐商们。
简单介绍一下，明代为了解决边军军需问题，鼓励商人输运粮食到边塞换取盐引，给予贩盐专利的制度。又称开中。简单讲便是让商人们运粮到边疆，由封疆大吏发给盐引，然后再回到指定的盐场凭票买盐，之后再卖到指定的地方去。
这法子听听就很烦，操作起来更是运费奇高，折腾死个活人。所以便出现了分工，商人们分成三部分，曰‘边商、内商、水商’三类。边商直接在边境地区开垦屯田，缴纳盐课，领取盐引，并照官定引价将引售与内商；内商专买边引，在盐产区下场收盐上堆，并照官定盐价将盐售与水商；水商多是销岸商贩，专收内商食盐在指定引岸行销。很显然，这其中内商是绝对的龙头。
这便解除了盐商们的远涉之苦，于是盐商们向盐业集中地麇集，并定居下来。他们积极在当地购置产业，建筑房屋，营造坟地，以求取得附籍或寄籍权。（又来那一套了）
所以这些盐商及其子孙“婚姻于兹，衣食于兹，与土著世产者非有别也”。但他们毕竟原籍不在此地，一旦返回故里，反遭到指责，“谓其言语不相通，面貌不相习，又无产业可考”，因此故乡人“群以冒籍攻击之”。
显然，他们长期脱离原籍地，祖籍已经得不到承认，原来是军是民是匠对他们几乎都无什么实际意义了。他们真正的位置在职业所在地。明中叶后行商，特别是大盐商在侨寓地普遍土著化的趋势已经相当明显，平时该吃吃该喝喝，该娶姨太太就娶，根本没什么影响……然而，唯独在参加科举考试中原籍还是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的……但现在故乡人不认了，你说能怎么办吧？
这实在是件很痛苦的事情，虽然明代盐商和历代盐商一样，依然是商人中得利最巨的一类。但他们在财富方面获得巨大成功以后，得到的只是锦衣玉食以及奢侈的物质生活。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不是说着玩的，想要要光耀门庭、提高社会地位，唯一出路是跻身官场。
于是他们热衷于科举，希望科举能使商贾改变身份，并为商人子弟入仕提供最佳机会。经过一番钱能通神的运作，商籍正式设立，两淮，两西，两浙、安徽等地的盐商及其子弟，可在盐场“附民籍收考”。
也就是说，所谓的商籍便是’盐籍‘，它使两淮、两浙的盐商及其子弟，不必再为上进、科考而徒劳奔波，同时又确保了国家对盐税的征课，甚至增额，既方便于商家，也有利于政丵府。
但我们要知道，在明代“商籍”远未在全国范围推广，政丵府或盐商本身，在国家最高一级科考中，以传统方式填报役籍，还是被看着是最正统、最合法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商人或商人之子非说自己是地主，自己八辈子都是地主。至于那些买卖营生，都是非主营业务收入，没事儿练着玩的。
事实上，除了盐商以外，其他财力雄厚的商人，如大典商、大茶商，他们大多在经商地附籍，占有学额，并参加科考。
还是为了那句话“正途出身，走遍天下都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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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章、历史中的邢氏三姐妹
明末前期，有三个姓邢的美女不得不说。UU小说 www.uuxs8.net更新最快（1）邢圆圆，父亲邢三，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不幸的是，圆圆很小的时候， 母亲就去世了。穷苦劳碌的邢老汉抚养不了幼小的圆圆，就把她送给了常州奔牛镇的姨妈，从此圆圆改姓陈，成了姨夫陈泰然的女儿。
陈圆圆的姨夫兼养父陈泰然，是一个很有女人缘的男人，因为他从事着一项特殊的职业，叫做“惊闺”。每天出屯入村，走街串户，卖些针头线脑、脂粉首饰之类女人用品，人们都叫他陈货郎。为了能把闺房里那些小姐少妇惊动、吸引出来购物，陈货郎经常手摇铃鼓，口唱小曲，自得其乐，竟养成了喜好音乐，爱唱昆曲的嗜好。
在这样的环境里，天生聪明的陈圆圆耳濡目染，没过几年就掌握了昆曲演唱的要领，并且操琴度曲，舞扇歌裙，样样精通。后来，当陈货郎贫病死去后，孤独无依的姨妈无力供养圆圆，就将圆圆送进了苏州玉峰戏班。这一年，陈圆圆一十八岁，早已出落成一个婀娜多姿、娇艳欲滴的绝代佳人。
（2)邢红娘，又名红娘子，一位武艺高强的美貌女侠，久闻公子李岩的大名，又羡慕李公子少年英俊，一心一意要嫁给他。后来她跟一同游走江湖的兄弟姐妹们一商量，带人埋伏在李岩经过的路上，劫持了李岩，回去后不由分说把李岩强奸了。
李岩感到很屈辱，瞅个机会逃回河南杞县老家，结果被当地官府诬陷“通匪”囚禁起来。多情多义的红娘子率领人马攻破杞县，从牢狱中救出李公子。两人无处可去，就投奔了正东山再起的闯王李自成。
（3）邢秀娘，邢红娘的姐姐，姿色艳丽，武艺绝伦，李自成爱她的技艺，抢了来做了压寨夫人（侧室，因李自成有老婆高夫人）。李自成像宋江一样，在女人身上不下功夫，夫妻感情并不恩爱。邢秀娘就看上了李自成手下的大将高杰。
高杰绰号“翻天鹞”，仪表堂堂，能言善辩，勇猛善战，最得李自成信任，他也对邢秀娘十二分垂涎，竟瞅了个空子，人不知，鬼不觉，带着大量金银财宝，两人双宿双飞，投降了官军。
后来，高杰被弘光帝朱由菘封为兴平伯，成为南明朝最著名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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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努尔哈赤的七大恨
《七大恨》是明末后金君主努尔哈赤发布的讨明檄文。UU小说 www.uuxs8.net更新最快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正月，努尔哈赤对诸贝勒宣布:"吾意已决，今岁必征大明国!"，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他的后人此后继续征战，最终入主中原，建立了统一的清帝国。
1、后金反明檄文：
“大金国主臣努尔哈赤诏告于皇天后土曰: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此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修好，设碑立誓，凡满汉人等，无越疆土，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顾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此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胁取十人，杀之边境，此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留获，遣兵驱逐，此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遗书诟言，肆行**，此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挡之，胁我还其国，己以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今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此恨七也!
欺凌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恨之故，是以征之。”
--选自《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2、现代解释：
七大恨:
(1)明朝无故杀害努尔哈赤父、祖;
(2)明朝偏袒叶赫、哈达，欺压建州;
(3)明朝违反双方划定的范围，强令努尔哈赤抵偿所杀越境人命;
(4)明朝派兵保卫叶赫，抗拒建州;
(5)叶赫由于得明朝的支持，背弃盟誓，将其"老女"转嫁蒙古;
(6)明当局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垦种之柴河、三岔、抚安之地，不许收获庄稼;
(7)明朝辽东当局派遣守备尚伯芝赴建州，作威作福。
3、历史背景：
15世纪初，明政府特地加封建州女真的猛哥帖木儿(努尔哈赤六世祖)为建州卫司令官(都指挥使)，作为藩属。不久，女真人南侵，建州女真受到压迫，沿着图们江逆江而上，向西南迁移。明政府就先后把他们分割为三个卫，总称"建州三卫"。
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建州右卫司令官(都指挥使)王杲最为强悍，屡次沿边劫掠。明朝边防军军官裴承祖到他的辖区寻找逃犯，王杲竟把裴承祖剖开肚子惨杀。中国边防军把王杲击斩，但他的儿子阿台继续跟明政府对抗。
1583年，辽东兵团司令官(辽东总兵)李成梁，再发动一次攻击，由建州卫所属的两位将领尼堪外兰(苏克素护河部落)、觉昌安(觉罗部落)分别担任向导，包围建州右卫所在的古勒城(辽宁抚顺古楼村)。觉昌安奉命到城中劝说投降一被阿台拘留囚禁。城陷落时，觉昌安的儿子塔克世首先冲进去抢救父亲，觉昌安却在大火中烧死，塔克世也在混乱中被明政府军误杀。(这是一件陷害谋杀疑案。)
塔克世28岁的儿子努尔哈赤，并表示对明政府的忠心。再加上他祖父、父亲同时为明朝牺牲，努尔哈赤遂被明政府正式任命为建州卫代理司令官(都督企事)。
1616年，正式称可汗，建立后金国。
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祭告天地，宣布不承认于明朝的附属关系，起兵反明。
4、历史影响：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把战略重点从原先统一女真诸部转移到反明上。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公开宣布"七大恨"，起兵反明。从"七大恨"中已可看出，当时明廷对满族的确是欺压颇深，故满族最终被迫奋起反抗，此也反映了对明朝的愤恨，最终成为讨明檄文。对于当时的满族八旗将士，均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也进一步坚定并提高了反明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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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明代历任锦衣卫指挥使
UU小说 www.uuxs8.net更新最快1、毛骧 工作时间:洪武十五年(1382年)--“胡惟庸案”后 任职原因:跟着朱元璋多年，值得信任，仪鹫司时主持特务工作，锦衣卫成立后任指挥使 离职原因:“胡惟庸案”后为平息众怒被朱元璋处死 主要业绩:“主持完成了胡惟庸案”2、蒋献 工作时间:“胡惟庸案”后--“蓝玉案”后 任职原因:毛骧死后，继任锦衣卫指挥使 离职原因:“蓝玉案”后，朱元璋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将蒋献处死 主要业绩:主持完成了“蓝玉案”
3、纪纲 工作时间:永乐元年(1403年)--永乐十五年(1417年) 任职原因:明成祖即位后，利用锦衣卫诛杀建文旧臣 离职原因:意图不轨，被太监告发，被明成祖所杀 主要业绩:诛杀建文帝旧臣
4、赛哈智 工作时间:永乐年间--宣德年间 任职原因:正常升迁离职原因:年纪大了，正常退休 主要业绩:无
5、刘勉 工作时间:宣德年间--正统初年(1436年) 任职原因:正常升迁 离职原因:年纪大了，正常退休 主要业绩:无
6、徐恭 工作时间:正统初年--正统二年(1437年) 任职原因:正常升迁 离职原因:王振当权，用亲信马顺替代徐恭 主要业绩:无
7、马顺 工作时间:正统二年(1437年)--正统十四年(1449年) 任职原因:王振亲信，得到提拔 离职原因:“土木之变”后，作为王党余孽被活生生打死在朝堂上 主要业绩:帮助王振铲除异己
8、卢忠 工作时间:正统十四年(1449年)--景泰年间 任职原因:马顺被打死后，正常升迁 离职原因:“金刀案”后装疯卖傻 主要业绩:指挥了“金刀案”
9、朱骧 工作时间:景泰年间--景泰八年(1457年) 任职原因:卢忠装疯卖傻，得到朝臣支持继任 离职原因:“夺门之变”后，作为于谦女婿被殃及 主要业绩:减轻刑罚，整顿诏狱
10、逯杲 工作时间:景泰八年(1457年)--天顺五年(1461年) 任职原因:夺门之变后得到曹吉祥推举 离职原因:被准备谋反的曹吉祥的侄子曹钦发现了间谍身份后被杀 主要业绩:公然索贿，胡乱治罪
11、哈铭 工作时间:天顺年间 任职原因:“土木之变”后保护明英宗有功 离职原因:奉旨出使外藩 主要业绩:“土木之变”后保护英宗
12、袁彬 工作时间:天顺五年(1461年)--弘治元年(1488年) 任职原因:“土木之变”后保护英宗有功，封都指挥使佥事，哈铭离职后兼任锦衣卫指挥使 离职原因:寿终 主要业绩:“土木之变”后保护明英宗，天顺年间剿除石亨，曹吉祥等 锦衣卫指挥使:门达 工作时间:天顺七年(1463年)--成化元年(1465年) 任职原因:得到明英宗宠信，挤走袁彬 离职原因:明英宗病逝，门达被问罪，贬官 主要业绩:祸乱外廷
13、万通 工作时间:成化年间 任职原因:万贵妃的弟弟，得到万贵妃举荐任职 离职原因:明宪宗病逝，万家失去靠山，被明孝宗贬斥 主要业绩:祸乱外廷 锦衣卫指挥使:牟斌 工作时间:弘治元年(1488年)--正德初年(1506年) 任职原因:正常升迁 离职原因:遭到刘瑾记恨，被下狱致死 主要业绩:仁善治狱，保护被刘瑾陷害入狱的朝臣
14、石文义 工作时间:正德初年(1506年)--正德五年(1510年) 任职原因:因贿赂刘瑾得到升迁 离职原因:刘瑾倒台后被治罪 主要业绩:帮助刘瑾打压并铲除异己
15、张采 工作时间:正德初年(1506年)--正德五年(1510年) 任职原因:因贿赂刘瑾得到升迁 离职原因:刘瑾倒台后被治罪 主要业绩:帮助刘瑾打压并铲除异己(为何有两位指挥使，这个不是很清楚)
16、钱宁 工作时间:正德五年(1510年)--正德十一年(1516年) 任职原因:跟明武宗睡在同一张床上，认了皇帝做干爹，以“皇庶子钱宁”身份入主锦衣卫 离职原因:被江斌排斥 主要业绩:诱导明武宗兴建豹房
17、江彬 工作时间:正德十一年(1516年)--正德十六年(1521年) 任职原因:和明武宗“出入豹房，同卧起”而得到宠信，排斥掉钱宁后任职 离职原因:明武宗死后，朝臣弹劾，被剐 主要业绩:诱导明武宗干了许多荒唐的事情，严重破坏了皇帝形象
18、朱宸 工作时间:嘉靖初年 任职原因:江彬被剐后，因为是兴王府的旧人而得到升迁 离职原因:正常退休 主要业绩:无 19、骆安 工作时间:嘉靖初年 任职原因:因为是兴王府的旧人而得到升迁 离职原因:正常退休 主要业绩:无
20、王佐 工作时间:嘉靖中期 任职原因:因为是兴王府的旧人而得到升迁 离职原因:正常退休 主要业绩:无
21、:陈寅 工作时间:嘉靖中期 任职原因:因为是兴王府的旧人而得到升迁 离职原因:正常退休 主要业绩:无
22、陆炳 工作时间:嘉靖中期--隆庆初年(1567年) 任职原因:嘉靖奶娘的儿子，而且还救过嘉靖的命 离职原因:寿终 主要业绩:居官并无过甚之恶迹，并且对士大夫有礼，不曾陷害一人，为朝士所称
23、刘守有 工作时间:隆庆年间--万历十年(1582年) 任职原因:因为是名臣子子弟得到升迁 离职原因:太监冯保倒台后，因为贪污被问罪 主要业绩:支持张居正改革
24、骆思恭 工作时间:万历十年(1582年)--天启四年(1624年) 任职原因:刘守有倒台后升迁 离职原因:被魏忠贤排斥 主要业绩:万历朝鲜战争和“移宫案”
25、田尔耕 工作时间:天启四年(1624年)--天启七年(1627年) 任职原因:得到魏忠贤重用升迁 离职原因:魏忠贤倒台后被治罪处死 主要业绩:帮助魏忠贤排除异己
26、骆养性 工作时间:天启七年(1643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 任职原因:骆思恭的儿子，得到崇祯帝的信任和赏识 离职原因:贪污**严重，被崇祯帝罢免 主要业绩:勾结宦官，祸乱外廷
27、吴孟明 工作时间:崇祯十六年(1643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 任职原因:正常升迁 离职原因:明朝灭亡 主要业绩:大肆收受贿赂，但是很少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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